（二）避险行为的被动性
不得已是一种无奈之举，紧急避险是权衡各种权益大小的前提下由危险引起的被动消极的反应。这不同于正当防卫，“在正当防卫之情形下，行为人为防卫自己或第三人之权利，苟出于必要，纵其行为并非保全法益之惟一方法，法律仍许其为防卫行为，而紧急避难，则以无其他可以避免之方法为限，始得阻却违法”。[5]正当防卫是面对危害主动打击不法行为来维护合法权益；紧急避险则是避险人针对无辜第三人的利益损害，而不是损害危险制造者的利益，避险人不具备正对负防卫的内在刺激以及强力正义助推。另则，避险人损害他人合法利益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否则将引起刑事责任的评价，这对每一个避险人都是有力的牵制。正是因为被动性的存在，才会为紧急避险最小化的损害无辜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提供现实的空间。
（三）具体手段的节俭性
允许紧急避险合法化是在当时危险情状下最终唯一选择，但并不意味着避险的手段选择的唯一。如为避免房屋被燃烧，在推倒一面围墙就可以避免损失的情形下，如果推倒两面，这在形式上并不违背损害较小利益来保护较大利益这一紧急避险要求；但对损害利益的增加意味着对无辜第三者合法利益侵害的增强，这种做法违背了紧急避险正当化的宗旨，即须始终坚持为保护较大合法权益，应尽可能地给无辜第三人造成最小的侵害，以免对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因而，对不得已应当具有量的要求。苏联学者认为：“为了避免危难，可能有几种不同的造成损害的方法。不过，造成损害的合法性，不仅决定于所用的方法是唯一能够避免危难的，而且决定于所造成的损害是最小的。所造成的损害不仅要比所避免的损害小，而且要是尽可能最小的”。[6]这种合法利益损害的节约契约于不得已的内心为难，即以最节俭（手段相当原则）的方式去保护较大的合法权益，这既是对无辜受损害者利益的维护和尊严的尊重，又是对法律确认紧急避险正当化价值取向的遵从。
三、“不得已”的具体构成要素
对“不得已”的内涵我们基本有了大致的轮廓，但“不得已”需要具备哪些构成要素才能为紧急避险的正当适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基于紧急避险慎用原理以及对无辜第三人合法权益保护的要求，本文认为“不得已”的构成要素应严格限定，与此同时，“不得已”作为紧急避险的核心成立要件，其界定也就无法完全离开紧急避险成立的相关要件，基于前述考虑，本文进行如下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