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干预，也是交换正义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契约自由虽然构成了交换正义的必要条件，但却不足以成为交换正义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譬如，在交换双方中，如果有一方居于垄断地位，另一方就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契约自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交换领域内的正义，还需要政府的适当介入，政府通过消除垄断的方式，可以为交换正义提供法治保障。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反垄断法第三条专门规定，凡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以及“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的行为，都是需要预防和制止的垄断行为。反过来说，如果政府不通过法律消除这种垄断行为，垄断企业的经营者就会极大地限制其他经营者、众多消费者的自由与权利，垄断企业的经营者与其他人之间的交换正义就不可能实现。再譬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之所以缺乏公平正义，其法律根源就在于：没有劳动法为劳动者提供的特别保护，没有政府设立的劳动监管机构的介入，资本家对工人的绝对支配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以反垄断法、劳动法为代表的经济法、社会法，主要就是借助政府干预的方式，来维护、保障交换领域内的公平正义。
可见，交换正义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它的实现离不开法律提供的有力保障。为了从法律上维护交换正义这样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19世纪，亚当·斯密特别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强调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交换领域，主张把价值规律作为支配经济的唯一手段。与之相适应，在法律制度的供给上，就特别信奉契约自由，把交换的领域完全交给市场上的主体，政府以“最小政府”的姿态，远远地退缩到交换领域的边缘地带，甚至退缩到交换领域之外。然而，事实证明，仅仅依靠维护契约自由的法律机制，并不足以形成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之恶”的批判，已经对那种缺乏公平、没有正义的交换作出了入木三分的揭示。正是在资本主义越陷越深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泥淖中，在20世纪上半叶，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应运而生，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以政府干预为核心的法律，以及保护劳工的福利立法，才开始全面兴起。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对经济、对社会的宏观调控，强调运用“看得见的手”来调整交换领域，主张政府不应当在交换领域内缺席，政府应当在交换领域中有所作为，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政府干预的法律形式，保障人类在交换领域内的公平正义。凯恩斯主义也由此充当了振兴资本主义的一剂灵丹妙药。然而，过度强调凯恩斯主义也有其弊端，因为它可能造成政府对交换领域的过度干预，从而使经济裹足不前。因此，作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弹，在里根时代，新自由主义再次复兴。但是，到了克林顿时代，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又浮现出来，在困顿中，人们又想起了凯恩斯主义。通过这条线索的梳理，可以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交换领域，近现代以来，一直是在斯密与凯恩斯之间摇摆着走过来的，走出了一条“之”字形的寻求交换正义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