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包含有解释者的剪裁，但历史不是通过解释创造出来的，而是由那些参与历史的人们创造出来的。这种说法被运用到法律解释中会令人困惑不解，即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被遮蔽了。对被遮蔽的是立法者的意志还是法律文本中的应有之义的不同回答，很可能是传统解释学与现代解释学的分水岭。在萨维尼的法律解释学中，法律解释的任务是站在立法者的立场，在可能的认知范围内，将法律中所表达的思想重新组合，既不允许限缩也不能扩张，解释不能是法律的续造，只能是执行法律，即在他所强调的四要素--文理的、逻辑的、历史的和体系的因素--内进行解释。这样说来，法律解释就是在寻找法律的意义--那种在遭遇个案时把不明确的意义挖掘出来，即把被掩盖的意义揭示出来。事实上，这种被挖掘出来的意义原本就是存在于法律之中的原有之义，是一目了然的东西，不需要解释。关于法律解释方法是”解蔽之术“的说法，把解释看成是发现的过程，维护了法律意义的安全性，使我们看到了法律解释与法律创造之间的很大不同，也有别于绝对意义上的依法办事。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看，法律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创造性，不完全是解蔽。法律解释是解蔽的说法，虽然符合法治的要求，但并不是解释的真实过程。法律解释不完全是对法律意义及事实的发现，而主要是法律运用的艺术。
【作者简介】
陈金钊，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从广义上讲，方法包括解决问题的手段、方式、规则、标准、程序、规范、条例、章程、要求、结构、组织、途径、工具、道路、律令等，任何方法都是主观能动性的结晶。参见韦诚；《方法学--科学发现的理论基础》，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参见安德雷·马默主编：《法律与解释》，张卓明、徐宗立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编者序”第2页，第207页，第21l页。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24页。亚里士多德在此把修辞术与论辩术并列在一起，用意是批判柏拉图否定修辞术是一种艺术。其实，修辞术和论辩术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修辞术采用叙述的方式，论辩术采用问答的方式。不过，这种区分是相对的。
刘星：《法律解释与“法律民主”》，《天涯》1999年第4期。
张钰光：《法律论证与法律解释方法--形式逻辑学批判》，http：//www．xici．net/b46489/d49802483．htm。
当然，本体与方法的分野也没有理论家所说的那么大。本体与方法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对此，严复提出了“问题为本，方法为用”、“以用为宗，变体为用”的研究命题，这对我们认识法律解释的本体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很有启发。参见韦诚：《方法学--科学发现的理论基础》，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序言”第12-13页。
周舜隆：《司法三段论在法律适用中的局限性》，“《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6期。
钱卫清：《法官决策论--影响司法过程的力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邓肯·肯尼迪：《私法判决的形式与实质》，肖宁译，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7辑第1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页。
参见丁寿兴主编：《葛建萍审判艺术》，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4-65页，第64-78页。
参见苏力：《法律解释的法社会学研究》，http：//bbs．fyfz．cn/dispdetail．aspx？bbsid＝1955&catid=4。
参见苏力《中国法律技能教育的制度分析》，《法学家》2008年第2期。
吴庚：《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
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参见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的追问》，《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陈兴良主编：《
刑法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3页。
亨利·莱维·布津尔；《法律社会学》，许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陈兴良主编：《
刑法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参见解兴权：《通向正义之路--法律推理的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自序”第1页。
参见丹尼斯·M．帕特森：《法律与真理》，陈锐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