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赔礼道歉”作为民事责任形式也被收入各种民事性法律规范中，尤其涉及人身权、着作权等被侵犯时的责任承担方式中。{17}。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的刑事、行政法律法规等的相关领域，也经常适用“赔礼道歉”的责任承担方式，在这些立法中出现的“赔礼道歉”，更像是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的形式，但其强制性却是一致的。如《刑法》（1997年修订）第37条（原第32条）：“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以及《国家赔偿法》第30条：赔偿义务机关对其侵权行为可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17条：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赔礼道歉；《公务员法》第103条：机关因错误的具体人事处理对公务员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赔礼道歉；甚至在司法文件中，“赔礼道歉”的出现频率也不低。{18}
在这些非民事责任之外的规定中，赔礼道歉更多地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综合手段之一（或称之为“非刑罚处罚方式”），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责任承担。但是，它们无一例外地采用了强制的方式予以实现—在民事判决中明示其为责任承担方式，在其他法规中视为“处罚方式”或者工作方法—甚至以此作为减轻处罚的要件，这同样体现了责任和强制的一面。
这样的强制措施如何实现的呢？尤其是在当事人拒绝赔礼道歉时，司法机关如何强制其实现呢？
这构成了中国法院的难题。司法实践中尤其是民事判决中，如果要依法“从事”，势必要在责任承担方式中强制适用赔礼道歉，但是，当事人拒绝执行这一判决的（对于很多案件中的当事人，他们对于是非争端的态度是：赔偿可以，道歉绝不）情况下，法院在约束当事人思想的层面无计可施，只有在外化的层面进行“强制”，通行的做法是：
（1）侵害人口头道歉、书写道歉书或道歉声明，其内容由法院或原告审核同意后依法院判决的方式发布。这一做法虽然也会有一定难度，例如当事人认为道歉不诚恳、要求反复修改道歉声明等等，但在侵害人配合的情况下，一般都得以实现。而强制执行赔礼道歉的难度，则是法院执行工作面临的难题。例如四川省成都市南岸区法院的一项执行通知书表达了典型的困境：为执行该院（2005）南民初字第915号民事判决中的赔礼道歉，执行法官先是发出强制执行通知书，继之以拘留相“威胁”，最后还只是让被告人写下保证书，保证准时到庭“赔礼道歉”，道歉是否“诚恳”、是否“到位”还不能保证。
（2）若上述（1）的路径无法实现，则法院只能强行以侵害人名义登报向受害人道歉，但这相当于法院代当事人道歉，在司法实践初期这一做法较为常见，但不久就被以下（3）所代替。
（3）法院登报公布判决书，登报广告的费用由侵害人承担—当事人拒绝书写道歉书，所以法院公布的只能是判决内容—有些判决甚至巨细无遗地要求了侵害者一方如何登报，如何“道歉”。{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