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自然也可以认为，根据宪法的人权保障条款（第33条第3款），国家立法机关应负有宪法义务去建构社会主义民事法律体系，从而建立和维持人权在民事方面获得保障的法律秩序，相应地，国家立法机关的民事立法权得自于宪法的授予，并须按照宪法设置的权限与程序行使，民事法律的内容亦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与法、德、日等民法法典化的国家不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是分块逐步制定的。最早在1980年制定了婚姻法，实际上直到20世纪末，国家立法机关才意识到完整的民事法律体系之重要，从而开启了大规模民事立法的进程。但考虑到民法典的体系庞大，又不得不依循原有的路径，采取“分编修改和审议、分编通过”的立法方针。对于民事立法与宪法的关系而言，这就造成了一种可能由于宪法变动而导致的“夜长梦多”的隐患。
自1980年以来，我国宪法关于立法权的配置由于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采取的大规范修宪活动而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全国人大有权“制定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法令”；而在后一阶段，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并得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在78年宪法的民事立法权配置下，全国人大制定了《婚姻法》（1980年9月1日）和《经济合同法》（1981年12月13日），其常委会制定了《商标法》（1982年8月23日）。在82年宪法的民事立法权配置下，全国人大制定了《民法通则》（1986年4月12日）、《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和《物权法》（2007年3月16日），其常委会制定了《专利法》（1984年3月12日）、《担保法》（1995年6月30日）和《侵权责任法》（2009年12月26日），以及《商标法修正案》（1993年2月22日、2001年10月27日两次）、《经济合同法修正案》（1993年9月2日）、《专利法修正案》（1992年9月4日、2000年8月25日、2008年12月27日三次）和《婚姻法修正案》（2001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