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立法院”并不认同1999年司法改革会议之结论
第六届“立法院”雷倩等五十余位“立法委员”主动提出“司法制度改革审议委员会条例草案”，从此可以从明显看出“，立法院”对于带有高度形成性的第530号解释及“司法院”的修法草案并不认同，因此即便第530号解释指定的两年期限早已经过多年，仍无意完成上述六个法案的“立法”。“司法院”虽然于1997年再提“司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企图先迈向一元多轨的近程目标（规划将三个终审机关并入“司法院”内，再分别设立民事、刑事、行政及公务员惩戒等审判庭，并拟将三个终审机关之庭长、法官及委员全部纳编“司法院”内各审判庭之庭长、法官“，司法院”内将设21至35个庭，法官人数高达118至174人）[21]，然而，如果不能化解台湾“释宪”制度以来“立法”怠惰期间最长例子的背后原因，此项修法计划恐怕同样不会有任何进展。
4.司法改革会议之缺失
十一年来原地踏步的“司法院”组织调整案，就是缘于司法改革会议的缺失，此或许可以从其召开的过程与得出的结论加以探讨。
（1）强烈动员与主导议题与结论
1999年2月，翁岳生接掌“司法院”后，与“法务部”及五个民间法学团体会商，于1999年4月14日成立司法改革会议筹备委员会，由“司法院”杨仁寿秘书长兼任召集人，并设立“司法改革会议”幕僚组织，由杨仁寿秘书长担任执行长。
司法改革会议出席人员为主席1人、副主席4人、筹备委员12人、民意代表8人“、司法院”23人（含法官、法官协会）“、法务部”17人（含检察官、检察官改革协会及调查局）“、行政院”5人（含“内政部”、“人事行政局”、警政署各1人）“、考试院”3人（含“考选部”“、铨叙部”各1人）“、监察院”2人、律师代表20人、学者代表15人、社会贤达15人（民间社团代表、非法律系学术界人士、企业界、媒体等）共125人。[22]会议进行方式为首日上午举行开幕式及第一次全体会议，当日下午、第二天及第三天上午举行分组讨论，第三天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作分组报告及综合讨论）及闭幕式。[23]
司法改革会议共分为三组讨论，其中第一组负责“司法院”定位。[24]分组会议出席人员之产生方式由出席人员自由选择，但每小组以45人为上限，超过部分先行协商，若协商不成，则依下列顺序安排：由审、检、辩以外之机关代表优先选择，次由社会贤达、学界、民意代表选择，再依均衡原则，由审、检、辩共同协商分配。[25]
司法改革会议的筹备过程明显看出强烈动员、主导议题与结论的痕迹[26]，主导的就是筹备委员会十二位委员及分为六组的幕僚组织，究其实质，应该就是时任“司法院长”翁岳生。短短三天的会议再扣掉开幕及闭幕仪式，125名代表如何能有真正深入的讨论？其实就只能是针对事先准备好的共识与结论稍作增删润饰，时间一赶就更只剩下背书一途。
（2）忽视“立法委员”
司法改革会议虽然为使其结论具有民主正当性，而广邀所谓的各界代表，但是在“民主”时代，这些所谓的代表都是特定权力结构下的代言人，并没有民主正当性。司法改革会议中只有民意代表八名，而且无一人在筹备委员会，这在“议会民主”的时代只能说是非常不正常的安排。
（3）一元单轨制的结论备受争议
第一，改革的规模太大，难度太高。
一元单轨制下的“司法院”将由15名大法官负责审理所有“民、刑、行政、宪法及公务员惩戒”的案件，然而依据“宪法”第78条及“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之规定“，司法院”大法官仅负责解释“宪法”、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审理“总统”“、副总统”之弹劾及政党“违宪”之解散案件，并没有一般民、刑、行政及公务员惩戒案件的审判权，故非修宪无法达成。其次，一元单轨制将废除现有的三个“终审法院”，已经引起三个“终审法院”及其法官强烈的反弹。[27]故可以说改革的规模太大，难度太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