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来源：《中国法律年鉴》2004-2008年各卷；（2）佟季：《2008年全国法院审理各类案件情况》，《人民司法·应用》2009年第5期，第42页。

　　具体来看，在经济发达地区，缺少的不是充任职业法官的人力资源，而是编制，“案多人少”是由于案件数量增长快和“有人无编制”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北京全市法院1993年审判案件7万件，2004年则审判案件30多万件，一线职业法官年均审判案件由31件上升至167件，而11年来全市只增加了职业法官99名。[11]北京西城区法院2006年共审结案件24391件，比2003年的15537件增长了57%，2003年以来的年均案件增长率是年均新进人员增长率（2.34%）的6倍多。[12]2007年上海三级法院受理案件33.9万件，是10年前的1.6倍、20年前的6.3倍，而在编人数却比10年前少了63人。[13]2009年南京鼓楼区法院收案10800余件，结案9700余件，与三年前相比，收、结案多了近一倍，办案人数却基本不变。[14]2002年至2006年，广东三级法院办结案件335万多件，约占全国的1/10,职业法官人数却只约占全国的1/20，2006年广东全省职业法官人均结案72.52件，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估测，根据受案数量，该省需要职业法官18139名，而2006年该省职业法官只有9881名，缺额近46%。2007年山东全省法院共审结案件768188件，职业法官人均办案近80件，许多一线职业法官年均办案300件以上，与2003年相比，案件数量增长了5%，职业法官数量却减少了12%。[15]天津河东区法院2008年和2009年收案皆在3万件以上，可办案职业法官一直少于百人。[16]有学者判断，“从目前全国基层法院的一般情况来看，特定法院的编制内人员若人均年收案数达到20-30件、或者在第一线从事民商事审判的法官及书记员等审判人员的人均年收案若达到80-100件，该法院的收案量就算‘多’的了，超过此数量则属案件‘过多’或负担比较重的法院了。”[17]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数据表明，案多人少绝非“狼来了”的谎言，“5+2”（5个工作日和2个休息日）和“白加黑”成为形容很多地区一线办案职业法官满负荷、超负荷工作的真实语词。

　　在湖南、海南、河北、宁夏、云南、贵州、新疆、甘肃、陕西、四川、广西、西藏、内蒙古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官荒”现象十分普遍，不仅存在“有人无编制”，而且存在“有编制无人”。“有编制无人”的主要成因有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方便、政治经济待遇低、生活条件差、一职两考难度大[18]、司法考试通过率不理想[19]、不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三流动”（向发达地区流动、向高收入低风险职业流动、向党政部门流动）现象严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与案件数量增加和“有人无编制”共同导致“案多人少”不同，在案件数量不增加或增加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有编制无人”也可单独导致“案多人少”。若职业法官人数不够4名，职业合议庭在职业法官因回避、生病、出差、请假等情形发生更换时就无法组成。发回重审的案件和再审案件需要另行组成合议庭，若一审、原审的审理组织为职业合议庭和重审、再审的审理组织仍为职业合议庭，职业法官至少得有6名，否则就无法从审理组织方面来保证裁判的正当性。跨业务庭、派出法庭或法院借职业法官开庭或拉书记员、法官助理、司法助理员、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开庭成为形式上克服职业法官短缺之困难的变通方法，合议庭的独任化、非法化和陪审的虚设化更为严重。尽管指定管辖在职业法官人数不符合另行组成合议庭之要求的情况下可以从审理组织方面保证裁判的正当性，但这种作法会给当事人增加交通费、食宿费等诉讼成本并会拉长纠纷解决的周期，更何况指定管辖的可行性在职业法官人数不符合另行组成合议庭之要求的情况具有普遍性时会大为下降甚至不存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职业法官短缺更多是相对意义上的，通过内部挖潜的方式可以或多或少的缓解。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职业法官短缺更多是绝对意义上的，解决起来的难度要大得多。以职业法官数量充足为前提的立审分离、审执分离、调审分离短期内在职业法官绝对短缺的经济欠发达地区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