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美国的第一届国会，在后来成为美国第四任总统的麦迪逊的主持下，通过《权利法案》，到今天已27条修正案。它们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基本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也从最初的财产（契约、合同等）权利，过渡到政治权利，更到二战以后扩展到社会性权利。
其次，大陆法系。
在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人权宣言》宣示了法国公民拥有各种各样的权利。但在1870年之前的近一百余年时间，它都动荡不安。当三个宪法性的组织法在1875年通过后，法国实现了很好地协调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其稳定性持续到1940年的维希政府——其实，这个体系仍然不稳定。二战以后，法国在建立宪法法院、行政法院，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问题得到充分协调，从而真正进入到正常的宪政国家轨道。德国的情况类似；但德国付出的代价更大，即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德国人体悟到权力必须受到制约，更确切地说，即联邦德国颁布《基本法》、建立宪法法院后才真正进入到一个常态的法治国家。
如果回到前述：从历史上看，英国经过1644年的内战后，其本土很少发生战争，保持近400年的国内和平时期；类似地，美国从建立到现在在美国本土也只经历了两场战争，即1776年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而原因在我看来，则主要在于权力受到非常高程度制约，从而英国的宪政秩序实现了国家权力分配体制、权利保障的双赢，虽然也有二战对英国本土的伤害，但对政府体制、权利保障没有多少负面影响；美国更为典型地表现出对权力的制衡，也包括对对少数人权利的保障。如果没有这一点，即使有权利，也更可能徒有其表；相反实现了权力的常态安排，方能真正保障权利。
因此，在这里蕴含了一个正态的宪法、宪政国家的发展史，即权力首先得到制约，然后方能实现权利保障问题；反之，则可能付出巨额代价方能达到同样效果，但是更可能根本就无法达到目的地。
再次，就中国而言
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宪法是晚清政府的《钦定宪法大纲》（1908），其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中华民国约法》（1914）、《中华民国宪法》（1923、194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1975、1978、1982）以及82宪法的1988、1993、1999、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