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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方法论:以思想与表达为核心

  

  (一)叙述策略的选择:比较研究与独立研究


  

  比较是研究中经常用到的叙述策略。这是一种复线研究,就像音乐中的协奏、复调。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采用比较的手段是一种有效的途径。虽然国内法的比较研究比较常见,但从国际法并非都是普适法、国际法在不同的地域维度、时间维度有着不同表现的实际看,对于国际法的问题同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包括立法之间的比较、案例之间的比较、学说之间的比较、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之间的比较、现实与历史的比较、现实与理想的比较等。通过比较分出优劣,通过比较看出发展方向,以比较为基础的阐述是进行价值评判的重要方式。可以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价值分析。因为任何一种价值分析都要拿出价值标尺进行衡量,这种衡量显然是一个比较的过程。比较可以分为宾主式和并列式。前者以某些规范、实践或者学说作为参照物,主要分析其所关注的方面,例如在分析欧洲人权体制的时候,以非洲人权机制和美洲人权机制作为参照,这就是以非、美的人权机制为宾,以欧洲的人权机制为主;后者是将不同的规范、实践或者学说并列分析,比较异同。例如对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的《海牙一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和《鹿特丹规则》进行比较,阐释此领域法律的发展趋势。


  

  当然,比较研究并不是唯一的阐述策略。对于很多国际法问题可以进行独立的研究,这是一种单线条的研究,仅涉及一个问题,而不与其他问题进行比照。例如对某一国际条约进行研究,阐释其出现的历史背景、有关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具体提议、谈判的过程、具体条文的内容、实施机制等,很多教科书都采取这样的进路。还有的研究对国际法上的某项原则、规范、学说进行研讨,这种单线式的研究同样可以揭示情况和问题。


  

  (二)结构模式:分块列举和层层深入


  

  国际法学术研究的结构,一般应包括说明讨论的问题及其来源的导论部分、对问题进行详细阐释或者深入分析的主体部分,和对阐释、剖析进行归纳的结论部分。其中最关键的是其主体部分,在这一部分研究者要进行周详的分析与论证,包括解析问题,提出自己的解释、解决方案,也会视实际需要而分成若干部分。主体的结构安排直接决定研究是否成立、是否成功。从基本结构上看,主体结构的安排布置有以下两种格局:


  

  1.分块列举式。这是一种分析式的研究,即横向地将所针对的问题分为不同的方面或领域,对每一个方面和领域逐一阐释,条块陈列,述其原委,或者从不同的侧面展开研究,将各个方面理解清晰之后,回到整体进行解读。这种研究使接受者理解细节,也知其全貌。例如,在研究国际法院时,分成选择法官、案件准备、审判后阶段、讨论特别法官的作用、列举其贡献、总结其教训和未来方向、在环境法和外空法领域拓展其工作范围、解决经济及预算问题、提高法院的利用率、提升其地位、分析该机制与其他国际审判庭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讨[79],就属于分列式的探索。这种结构适用于对于法律规范和时间进行说明,主要在“是什么”的领域最为适合,是国际法研究比较常见的一种结构模式。以分块列举的方式将各个相关方面描述清楚,使人对相应的规范、实践、过程形成较为明晰的印象。


  

  2.层层深入式。这是一种追问式的研究,即将所聚焦的问题剥离成不同的层次,进行由表及里的研究,通过由浅入深的一层层剖析,不断深入地进行追问、探索,最后达到内核,揭示问题或者给出答案、予以解释。这种结构适合对法律现象进行原因追寻的“为什么”路径,以不断确立问题或者解惑的方式,探寻到根本的、初始的原因或者动力机制。国际法与部门法学、法理学、人文社会科学诸部门、哲学相结合的研究往往需要采取此种结构模式。


  

  分块列举式和层层深入式属于两种最基本的格局。前者把问题分成几个相并列的方面进行分析,是一种横向陈列的剥花生式的研究;后者把问题进行层层深簇的解读,是一种纵深推进的剥竹笋式的研究。当然,在真正的研究中,结构模式往往并不是这样简单应用的,很可能是采取混合的方式,纵横交错地进行研讨的。前述两种基本格局会进一步演化成多种形式,例如(1)大纵小横式,把一个问题由浅入深、步步深入地研究,每一层分成若干个方面;(2)大横小纵式,把一个问题分成若干个方面,对每个方面做层层深入的解析;(3)大横分小横式:一个问题分成若干方面,对各个方面再细分成若干方面。


  

  六、结论


  

  正如前文所述,国际法的研究方法是分为不同维度的,所以,任何一项研究都会在不同的维度上使用方法。例如,以比较的叙述策略、层层深入的结构模式进行某项国际法制度的社会分析;或者以独立的叙述策略、条块列举式地进行某项国际法制度的实证分析。


  

  本文所讨论的国际法研究方法的各个维度可如下表所列:


  

  ┌────┬──────┬────────────┬──────────┐


  

  │思想定位│法理学派背景│思想孕育的知识基础 │思想展示的具体安排 │


  

  ├────┼──────┼────────┬───┼────┬─────┤


  

  │实证分析│实证分析法学│民商法、刑法、行│逻辑学│比较研究│分块列举式│


  

  │ │ │政法、语言学、历│哲学 │ ├─────┤


  

  │ │ │史学 │ ├────┤层层深入式│


  

  │ │ │ │ │独立研究├─────┤


  

  │ │ │ │ │ │混合式 │


  

  ├────┼──────┼────────┤ ├────┼─────┤


  

  │社会分析│社会法学 │社会学、政治学、│ │比较研究│分块列举式│


  

  │ │ │经济学、心理学、│ │ ├─────┤


  

  │ │ │国际关系学 │ ├────┤层层深入式│


  

  │ │ │ │ │独立研究├─────┤


  

  │ │ │ │ │ │混合式 │


  

  ├────┼──────┼────────┤ ├────┼─────┤


  

  │价值分析│自然法学 │宪法学、伦理学、│ │比较研究│分块列举式│


  

  │ │ │政治学 │ │ ├─────┤


  

  │ │ │ │ ├────┤层层深入式│


  

  │ │ │ │ │独立研究├─────┤


  

  │ │ │ │ │ │混合式 │


  

  ├────┼──────┼────────┤ ├────┼─────┤


  

  │批判现实│分层、分阶段│综合利用上述知识│ │比较研究│分块列举式│


  

  │ 主义 │运用上述学术│ │ │ ├─────┤


  

  │ │观点 │ │ ├────┤层层深入式│


  

  │ │ │ │ │独立研究├─────┤


  

  │ │ │ │ │ │混合式 │


  

  └────┴──────┴────────┴───┴────┴─────┘


  

  清楚地认识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妥善地运用国际法的研究方法,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分析和阐述,有利于清晰地表述研究者的发现与观点,推进学术交流和沟通,达到更好地促进学术发展和知识创新的目的。


【作者简介】
何志鹏,单位为吉林大学。
【注释】Bartolomb de Las Casas (1484—1566 ),塞维尔人,通过撰写文章、在法庭论辩对殖民行为、特别是对殖民地人民奴役提出控诉,其用西班牙文撰写的著述在16世纪就已经被翻译成弗莱芒、英、德、法、拉丁等文字。
Francisco de Vitoria( 1492—1546),出生于维多利亚城,早年就读于巴黎大学7年,长期任萨拉曼卡大学教授。以自然法为基础论证权利义务的问题,主要分析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战争法的有关问题。
Francisco Suarez( 1548—1617 ),出生于格拉纳达,在萨拉曼卡大学就读近10年。任教于西班牙塞哥维亚、阿尔卡拉、萨拉曼卡、意大利罗马、葡萄牙的科英布拉等多所大学。著作颇丰,很多涉及战争、国家权利的问题。
Huig de Groot(拉T文名为Hugo Grotius, 1583.4. 10—1645. 8.28 ),生于代尔夫特,天资聪颖,11岁人莱顿大学,15岁赴法国,被亨利四世称为“荷兰奇迹”。回国后任律师,因卷入政治斗争而在1618年被监禁,1621年越狱成功,在巴黎、瑞典受到欢迎,但因为政治原因,无法回到本国。在其著作中,最优秀的是历史和诗篇,《论战争与和平法》被视为现代国际法基础。
1908年,奥本海曾撰文阐述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这是在这一领域最受重视的一篇文献。Lassa Oppenheim, The Sciense of International Law: Its Tasks and Method., American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Law, Vol.2, 1908. p. 313.值得注意的是,在英语世界里,学者们用“Methodology ofInternational Law”这一术语,经常说的并不是国际法的研究方法,而是国际法的概念、范围。例如,Maarten Bos, A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Law,North-Holland, 1984;Reviews of this book byHarry H. Almond, Jr. in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9, 1985,p. 793;Sylvia MaureenWilliams, in International&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34, 1985, p. 861.这本书实际上是讨论国际法的认识和使用方法,特别是习惯法、条约、一般法律原则的确立。类似的文献,如MarttiKoskenniemi,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Rudolf Bernhardt and Peter MacAlister-Smith ed.,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Max-Planck-Institut Fur Auslgndisches Offentliches Recht andVolkerrecht(COR),1997; C. Dominice,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Law,EPIL 1984,p. 334;Andrew Mitchell and Jennifer Beard, International Law: In Principle, Lawbook Co. 2009,chapter. 2也是这样。笔者所见的著述对国际法方法做系统分析者甚少,大多仅仅是从一个视角分析国际法问题的。包括:Eric A. Posner, International Law: A Welfarist Approac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Law Review,Vol. 73,2006,p. 487;H. C. Gutteridge, A New Approach to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Vol.6, 1936,p. 16;Georg Schwarzenberger, The Inductive Approach toInternational Law, Harvard Law Review, Vol. 60,1947,p. 539; Harrop A. Freeman, InternationalAdministrative Law: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Peace,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57,1948,p. 976; A.K. R. Kiralfy, A Soviet Approach to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he International Law Quarterly, Vol. 4,1951,p. 120; Benedict Kingsbury, “Indigenous Peoples” in International Law: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to the Asian Controvers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2, 1998,p. 414; George W.Keeton,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Future (A Pleafor a Functional Approach),Transactions of the GrotiusSociety, Problems of Peace and War, Papers Read before the Society in the Year, Vol. 27,1941,pp. 31-58; Suzanne Ogden, The Approach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Law, StateSovereign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70, 1977,p. 315;R. M. B.Antoin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ight to Legal Representation in Capital Offence Cases—A ComparativeApproach,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 70,1992,p. 284; Anthea Elizabeth Roberts, Traditionaland Modern Approaches to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A Reconcili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Law,Vol. 75,2001,p. 757
Edward McWhinney, Operational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for Accommodation of theContending Systems of International Law,Virginia Law Review,Vol. 50, 1964, p. 36.
Aaron Xavier Fellmeth, Feminism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ory, Methodology, andSubstantive Reform,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22, 2000, p. 658;黄涧秋:《国际法视野中的女性—女性主义国际法方法论述评》,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杨泽伟:《女权主义国际法方法述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1期。
有关中文介绍,参见李洪峰:《批判与重构:国际法第三世界方法述评》,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年第6期。
《美国国际法杂志》 ( AJIL) 1999年(Symposium on Method of International Law, 93 Am. J.Int''l L. 291)专门进行了国际法方法的讨论,数位学者对于既存的国际法方法进行了梳理,长达100余页(第291 ~423页),列举的基本方法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83页。
方法论是“研究人从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评价世界等活动的方法的本质、来源、种类、作用、运用等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6卷第291页。)“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按其不同层次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哲学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的方法理论。一般说来,方法论同世界观是统一的。用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矛盾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要求。”(《辞海(第6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6页。)或者“在某一门具体学科上采用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83页。Cf. “ 1. The branch of knowledge that deals with methodand its application in a particular field. Also, the study of empirical research or the techniques employedin it. 2. A body of methods used in a particular branch of study or activity.”Shorter Oxford EnglishDictionary, 5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762.)
Lassa Oppenheim, 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Its Tasks and Method, American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Law, Vol. 2, 1908,pp. 314-315.
关于对国际法进行历史分析的作用及方式,See Lassa Oppenheim, The Science ofInternational Law : Its Tasks and Method,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2,1908,pp. 315-317.
法律社会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其主要贡献是对法律形式主义的补充和纠正。法律形式主义虽然作了奠基,但是它不能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法律社会学将法律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学和法学之间的边缘学科。1892年,意大利学者安齐洛迪(Dionisio Anzilotti, 1869—1950)在其所著的《法律哲学与社会学》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法社会学”这一概念。 1893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或译迪尔凯姆,1858—1917)在《社会劳动分工论》中运用“社会连带形式”的原理分析了法的不同类型以及与社会的关联,开创了严格意义上的法社会学传统。莱昂·狄骥(Leon Duguit, 1859—1928)主张法学家的视野必须超越分析法学的界限,以研究构成法律制度客观基础的社会连带关系为中心。在涂尔干和狄骥的引导下,法社会学崭露头角,并在法国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思潮。在德国,赫克(1958—1943)等人直接继承耶林的目的法学而创立的利益法学,是早期法社会学引人注目的一大思潮,影响深远。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代表作《经济与社会》有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法律问题。这促进了法社会学的发展,影响了20世纪的法社会学研究。在美国,霍姆斯(1841—1935)、卡多佐(1870—1938)和庞德(1870—1964)的法学思想直接奠定了美英等国法社会学的研究旨趣和基本框架。1911年,庞德发表《社会学法学的范围和目的》,提出了社会学法学的6项纲领;坎特诺维茨(1877—1940)也在法兰克福社会学家大会上发表题为《法理学和社会学》的报告,称法理学是关于价值的科学,社会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指出没有社会学的法理学是空洞的,没有法理学的社会学是盲目的,并因此号召把法理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1913年,埃利希(1862—1922)出版了其代表作《法社会学基本原理》,提出了“活法论”,及法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探讨法律规则的现实社会基础、范围和意义的主张。以卢埃林(1893—1962年)和弗兰克(1889—1957年)为代表的美国现实主义法学运动,主张划分“书本上的法” (law in the book)与“行动中的法”(law in action)或“纸面规则”( paper rule)和“实在规则”(real rule)。如卢埃林的《关于现实主义的一些现实主义—答庞德院长》(《哈佛法律评论》1931年第44期),弗兰克1930年初版的代表作《法律与现代精神》,庞德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1942年)和《法律的任务》(1944年)等。而瑞典乌普萨拉学派也是现实主义法学中颇有影响的一个分支。20世纪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进路,即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前者强调经验研究、实例考察、对法律行为进行预测,以及严格的价值中立;后者则强调规范分析、制度分析以及价值判断。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者部分是社会学家、部分是法学家,给研究带来了不同的思维模式。但这并不表示社会学家一定坚持经验主义或者法学家一定坚持规范主义:以美国为例,威斯康星学派以法律科班出身的为主,但注重经验主义,如哈里·波尔、劳伦斯·弗里德曼等;加州伯克利学派以纯粹的社会学家为主,但注重规范主义,如菲利普·塞尔兹尼克、诺内特等。关于法社会学历史的阐述,参见莱塞尔著,高旭军等译:《法社会学导论(第4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部分。
对这些方法的详细讨论,参见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144、 231~391、423~675页。
国际法在环境、劳工标准、经济贸易领域的软法受到了较多的关注。See Ulrika Morth,Soft Law in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04;Frans Pennings ed.,Between Soft and Hard Law :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andards on National SocialSecurity Law,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6; Linda Senden, Soft Law in European Community Law,Hart Publishing; John J. Kirton and Michael J. Trebilcock eds.,Voluntary Standards in Global Trade,Environ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Hard Choices, Soft Law,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4;RogerBlanpain, The Globalization of Labour Standards: The Soft Law Track,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Alfredo Barona, Soft Law in Practice-Assessing Technology Pools According to American and EuropeanAntitrust Law, 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o 2008;W. E. Burhenne and Marlene Jahnke, 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 Soft Law Collection of Relevant Instrument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3;PiotrDmochowski, Soft Law Internationale, Apd, 2004.
Anne-Marie Slaughter,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Proceedings of The 94thAnnual Meeting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0; Anne-Marie Slaughter, Andrew Moravcsik,William Burke-White,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关于法社会学的基本路径,参见胡平仁:法社会学的百年历程《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朱景文:《法社会学(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Balakrishnan Rajagopal, International Law from Below:Develop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Third World Resist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
On the critics to existing law, see Lassa Oppenheim, 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ItsTasks and Method,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 1908,pp. 318-319.
伦理学是关于什么是善的学问。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环境伦理在学术体系中比较常见,而法律伦理所见不多,主要是因为后文所叙述的“自然法学派”替代了“法律伦理学”这一说法。关于法律伦理学的探讨,可参见余其营、吴云才:《法律伦理学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建华:《法律伦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许斌龙:《法律伦理学及其任务》,载《唯实》2003年第4期;李利芳、赵杰:《法律伦理学中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理性分析》,载《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See, e. g.,Cecelia Lynch, Law and Moral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Press, 1999;Antony Anghie, Bhupinder Chimni, Karin Mickelson, and Obiora Okafor, The Third Worldand International Order: Law, 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HilaryCharlesworth, The Boundari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 Feminist Analysis,Juris Publishing, 2000.
Louis Henkin, International Law: Politics and Value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M. Sornarajah, 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 the Contextof Dispute Settlement; Sheila Page,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cipation in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s and Negotiating Framework, in Asif H. Qureshi(ed.),Perspectives in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pp. 83-110,111-130.
批评者认为,虽然自然法学派宣称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即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等,但从他们对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来看,其论证多如高天上看似绮丽实则飘渺之流云,更主要的缺陷在于,宣称客观的价值很难论证,最终流于主观化。因此有人忧虑,自然法的自大与泛滥可能使法学笼罩于空泛与虚幻之中而难以成长与成熟。
在哲学领域,批判现实主义由美国哲学家塞勒斯(Roy Wood Sellars, 1880—1973)引入,意在调和直接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认为所感知的客体既不是客观事物本身,也不是头脑中贫瘠的观念,而是那些客观事物的一系列属性。而今,批判现实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具有广阔而良好的前景,它为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框架,既不同于实证性的实验主义,也不同于后现代的语言建构主义。对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一般性介绍,See Mats Eckstrom et al.,ExplainingSociety: Critical Realism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对于这一路径的分析探讨,See Jose Lopez and Garry Potter, After Postmodernism;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Realism,Continuum International, 2005 ;概括性的解读,See George Steinmetz, Critical Realism and HistoricalSociology, A Review Articl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40,No. 1,1998,pp. 170-186.
笔者在近期分析主权问题、主权与人权的关系问题、国际法治的实现问题都力图充分采用这样的观念和路径。
在很多研究中,容易出现这种观念上的混淆,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不利于有效地进行分析和提出观点。
“作为科学研究的结果,学术性的国际法文章必须有丰富的材料作为依据……”王铁崖:《略谈国际法的研究及其论文写作》,载《王铁崖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6页。“我们非将此等资料,研究详尽,不能谓对于国际私法之研究,已经完成。”李浩培:《怎样研究国际私法》,载《李浩培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53页。
Legal research is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and retrieving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support legaldecision-making. In its broadest sense, legal research includes each step of a course of action that beginswith an analysis of the facts of a problem and concludes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J. Myron Jacobstein and Roy M. Mersky, Fundamentals of Legal Research,8th ed. , Foundation Press, 2002, p. 1.并请参见重要的法律检索网站,如http : //legalresearch.org/index. html, http: //lp. findlaw. com/, http: //www. bailii. org/,http://www.austlii.edu.au/等。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撰写了一些著作,例如董晓春:《法学信息资源与文献检索》,法律出版社2001版;林燕平:《法律文献检索:方法技巧和策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戴勇敢:《法律文献检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王汉桥、宁浩:《经济法律信息检索》,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于丽英、罗伟:《法律文献检索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例如:http: //www. archive. org/index. php, http: //oll. libertyfund. org等。
例如将国际法院与国际刑事法院进行比较;将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银行进行比较等。在法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对比也同样重要。比如前人有李白与杜甫的对比研究。
参见后文关于国际法研究的思想孕育和思想展示的部分。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25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8 ~249页。
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0~192页;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116、 141~185、 186~220页。该书中所介绍的法律方法主要是法官或者律师遇到案件时的判断方法或者思维方式,但是这种逻辑分析的方法应当是所有法律人共享的。
“语义分析,亦称语言分析,是通过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语源、语境,而澄清语义混乱、求得真知的一种逻辑实证方法。”张文显:《部门法哲学引论—属性和方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5期;“语义分析方法的内容,也就是分析哲学的体系。……强调哲学要研究词的用法。”郑成良:《法学方法论》,转摘自http: //www. law-thinker. com/show. asp?id = 864;郑成良谈法学方法,载hup: //www. jus. cn/ShowArticle. asp? ArticlelD = 1854, 2010年10月29日访问。
王铁崖教授提到了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参见王铁崖:《略谈国际法的研究及其论文写作》,载《王铁崖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210页。
王铁崖教授认为:“国际法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水平的外语,相当广泛的基础知识和某种程度的专门知识。”王铁崖:《略谈国际法的研究及其论文写作》,载《王铁崖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208页。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约翰·莫纳什、劳伦斯·沃克著,何美欢、樊志斌、黄博译:《法律中的社会科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
苏力:《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理查德·A.波斯纳著,苏力译:《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8 ~ 99页。
“非有国际公法之学识,绝不能研究国际私法。”李浩培:《怎样研究国际私法》,载《李浩培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55页。
例如,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国际法院审判的程序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和沿用了欧美的经验,特别是英美法上的一些做法。
参见张文彬:《论私法对国际法的影响》,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顾微微、徐慎丽:《从契约到条约看私法理念对国际法的影响》,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4期;刘美希:《论私法理念对国际法的影响》,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Catherine Brolmann, The Institutional Veil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Organisations and the Law of Treaties,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7.
M. Bos, A Methodology of International Law,North-Holland, 1984.
Larry May, Habeas Corpus and the Normative Jurisprud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 Journal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3,2010, p. 291.
Nikolaos K. Tsagourias, Jurisprud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Humanitarian Dimension,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Review see Colin Warbrick, Review on Jurisprudence of InternationalLaw : The Humanitarian Dimension,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Security Law,Vol. 8,2003,p. 217.
付志刚:《习惯国际法构成要素的法理学思考》,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6期。
例如车丕照:《试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1期;王彦志:《再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基石范畴—一个跨国经济(公)法的视角》,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5期;何志鹏:《国际经济法的价值追寻与价值选择》,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因为法理学家的研究往往依赖国内的支持和理解,因此国内法律秩序及其基本理论问题也就成为其选择的首要目标,法理学研究便易限于特定的(或一般化了的)国内社会,或者国内社会的比较。即使杰出的批判法学家昂格尔也把自己的视野限于经过抽象的一般化的自由主义社会,或是比较其与别的特殊社会形态中的法。这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法理学家往往不能把自己的研究拓展到国际法、国际私法等直接关涉国际社会的诸领域。”李金泽:《法理学视野的局限性及其克服》,载《法律科学》1997年第1期。
根据学者介绍,自然科学的理论可以对国际法有影响。参见张若思:《系统方法与国际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第6期。
Michael Reisman, The View from the New Hav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Law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Foundation Press, 1992.现在有在对纽黑文学派进行批判继承基础之上的“新纽黑文学派”,See Laura Dickinson, Commentary: Toward a “ New ” Haven School ofInternational Law?,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2, 2007.相关著作的中文版参见赖斯曼著,万鄂湘、王贵国、冯华建主编:《国际法:领悟与构建—W.迈克尔·赖斯曼论文集》,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Lassa Oppenheim, The Sciense of International Law: Its Tasks and Method, American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Law, Vol. 2,1908, p.313.
罗国强:《本体论语境下的国际法研究新进路》,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刘志云:《国际法研究的建构主义路径》,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Richard A. Falk, The Relavance of Political Context to the Nature and Functioning ofInternational Law:Am Intermediate View,in KarlW.Deutsch and Stanley Hoffmann eds.,The Relevanceof International Law: Essays in Honor of Leo Gross,Garden City, N. Y.:Schenkman PublishingCompany, 1968.
See, e. g.,Robert J. Beck, Anthony Clark Arend, and Robert D. Vander Lugt eds.,International Rules: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96. Milestone articles could be found in the book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ader (edited by Beth A. Simmons and Richard H. Steinberg),includingarticles during 1982 to 200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Also notable is the academic journal onthis topic call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ILIR) since 2004.
例如刘志云:《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一种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刘志云:《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研究的三次联结及其影响》,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2期。
Anne-Marie Slaughter Burley,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DualAgend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7,1993,p. 205;Anne-Marie Slaughter Burley,Andrew S. Tulumello, Stephen Wood,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NewGene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2, 1998, p. 367.
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是国际法哲学的本原,See Allen Buchanan and David Golove,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Jules Coleman and Scott J. Shapiro(eds. with Kenneth EinarHimma),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p. 868-934;有学者提出,通过与国际关系学的联合能够构建起国际法的法理学。徐崇利:《构建国际法之“法理学”: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之学科交叉》,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4期。
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译:《社会学(第5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11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对于社会学家及理论源流的变迁,参见乔纳森·特纳、勒奥纳德·毕福勒、查尔斯·鲍尔斯著,侯钧生等译:《社会学理论的兴起》(第5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艾尔·巴比,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第5版),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33 ~42页。
心理学有很多分支,其中最基本的是普通心理学,它是研究心理学基本原理和心理现象的一般规律的心理学,是所有心理学分支的最基础和一般的学科。彭聃龄:《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分支。个体社会心理现象指受他人和群体制约的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人际知觉、人际吸引、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顺从等。群体社会心理现象指群体本身特有的心理特征,如群体凝聚力、社会心理气氛、群体决策等。斯蒂芬·弗兰佐著,陈侠译:《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戴维·迈尔斯著,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社会心理学(第8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版。
Christian Reus-Smited.,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王孔祥:《试论国际法的“公共物品”属性》,载《河北法学》 2009年第1期;胡滨斌:《国际法效力根据之经济学解读》,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任秋娟:《国际法生态化的经济学分析》,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William J. Aceves, Economi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dthe Concept of State Practi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 17,1996,p. 995;Jagdeep S. Handari and Alan 0. Sykes, Symposium on Economi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Law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Arlington, VA May 1995,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Vol. 16,1996, p. 3;Joel P. Trachtman and Jeffrey L. Dunoff, Economi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Winter 1999; Zhang Naigen, On Economi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Law,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Vol. 2, 2006, p. 1;Andreas L. Paulus, Potential and Limits of theEconomic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A View from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Journal of Institutional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 165,2009,p. 170.
比如,在分析领土归属问题上,经常会使用“关键日期”,这就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而在证明国际习惯时,往往需要一系列的史实来证明作为其客观条件的“国家实践”。
参见谢小庆:《试论国际法的哲学方法》,载《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发起的电子期刊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fessorAnthony Carty as editor-in-chief)。
Fernando R. Tes6n, A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Westview Press, 1998;对该书的评论See Francis Fukuyama, Book、on A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1998.
Samantha Beason and John Tasioulas(eds.),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0.
Ernst-Ulrich Petersmann, How to Constitutionaliae International Law and Foreign Policy for theBenefit of Civil Society,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20,1998-1999, p.1;E. -U.Petersmann,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and Dispute Settlement,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7;Centennial of the 1899 Hague Peace Conferenceand 1899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1999 Geneva Academy of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and Dispute Settle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 2,1999,p. 185. Comments see Robert Haws, Human Rights in the WTO: Whose Rights, What Humanity?Comment on E-U Petersman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3,2002, p.651.
Anthony Carty,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对这本书的评论:See Richard A. Falk, Book Review on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Law, 2008.
Theodor Meron, The Hum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6.
罗国强认为,国际法的本体是关于国际法本质的抽象存在,是一切关于国际法的现象与意识的来源。国际法本体论,是关于国际法本体的理论,是国际法法哲学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其只回答“国际法是什么”、“国际法的基本架构如何”以及“国际法如何作用于国际关系”等最为本质的问题。在国际法哲学研究中引入本体与本体论概念,可以凸显构建国际法理论的两大基本元素。罗国强:《当代中国国际法基本理论研究的加强与创新—国际法哲学的本体研究评论》,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Connie Peck and Roy S. Lee eds.,Increa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Justice: Proceedings of the ICJ/UNITAR Colloquium to Celeb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ourt,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UNITA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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