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归根到底仍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安排者是那些有资格的公民。政治制度的安排关系到一国之内的所有人的利益，而其合理程度取决于公正的实现度和效率的高低。而这两者需要具有独立意志和权利意识的公民广泛参与政治事务。而独立性是公民参与政治讨论的前提。宪政是在公民充分表达意见基础上的妥协。而妥协是独立主体间的妥协，只有在独立主体间才会有各自的独立意志及各自的独立利益，从而在相互之间以自身的意志为出发点通过协商达成妥协。如果公民不具有独立意志，依附于某种势力，只是某种势力的传声筒，则显然无法建立平等协商的妥协机制，也无必要建立妥协机制。一般而言，人都倾向于个体独立。以理性人的理论而言，个人是自己需求和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每个人因其独特的天赋、经历和对世界的看法而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自己的利益何在。而宪政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自由，因此独立的主体为宪政所必不可少，反之就不是宪政。埃德蒙。伯克说过，“稳健而安全地享有我们的天赋权利，是文明社会最大和最终目的。那让一种压迫进入这个世界的大通道是一个人自称能决定别人的幸福。”[10]任何自称能决定别人幸福的人最可能做的是强加自己的意志于他人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宪政则是以个人独立的身份参与协商，排斥专制。权利意识产生于资源有限性和人的需求无限性之间的冲突，权利意识意味着人们之间的利益需要协调，权利意识使人认识到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具体性，体会个体的实际而不是聆听宏大的谎言。权利意识是个体参与政治协商的原动力，正是权利意识使一国之人民的利益追求多元化，使个体对社会和国家有所期望，并积极参与政治协商以使自己的权利在各种冲突中得以保障，从而使各方妥协成为必要。因此可以说个体的权利意识使宪政成为必要。同时，权利意识是人类的美好情感，权利意识所带来的权利保障使个体产生爱国感情而保护宪政，抵御来自国内的破坏和来自国外的侵略。权利意识的存在使专制和独裁无立锥之地，从而为宪政的实现过程提供安全保障。
近代宪政的发端于欧洲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欧洲的民众具备了宪政所要求的主体要件。从中世纪到近代，欧洲社会的政府控制比较薄弱，在封建制之下的贵族、骑士、教士都有自己的特权，这些特权是由国王以契约的形式保障的。因此，欧洲封建制下的民众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不是纯粹的受压迫者。而且由于欧洲的宗教和世俗社会是分立的，一方面基督教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教皇甚至可以让皇帝行吻脚礼，而另一方面世俗的君主也不是完全屈从于教皇，宗教和世俗社会相抗衡。作为平民，欧洲人在反对教皇时可以寻求君权的保护，在反对国王时，可以寻求教会的庇护，不必如同东方国家的人那样必须依附于一元化的强权，否则就没有安全感，正基于此，欧洲的民众普遍有较好的个体意识，思想的独立性很强。因此，近代意义的宪政才会发端于欧洲。较早形成的美国宪政也是独立主体不断妥协，达成一致的结果。早在殖民地期间，赴美国开拓新大陆的盎格鲁萨克逊人都是不满英国国内的宗教气氛和政治环境或就业机会而离开英国的，本身具有很强的权利意识与个体的独立性。因此，即使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北美各殖民地仍然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形成了各具特色，但理念相近的政体。可以说在殖民地期间，后来美国宪政的雏形已经形成，而这正得益于拓荒者的独立主体意识。
二、多元与自治――宪政的社会结构
宪政所要求的有限政府需要多元而自治的社会结构。古典宪政的理念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其实指的是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国家建立后，由于国家需要相应的国家机构才能行使国家权力。按照三权分立原则，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使之在职能上独立，在人员上无交叉，并在制度层面互相制约。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科学的政治制度，并在许多国家卓有成效。但是，如果我们不被表明所迷惑而是深入背后，我们就会发现三权分立之所以能起作用并不仅仅在于制度本身，还在于相应的社会基础，否则形同虚设。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勋爵的这句经典话语不绝于耳，而由人组成的各国家权力机构必然趋向于集中权力乃至导致腐败，同时由于掌握国家权力的官员们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而相互的冲突较少，因此，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外在的社会力量的制约，各国家权力机构完全可能为了自己的部门或部门中的个人利益而相互勾兑，使民众只能眼睁睁看着官僚集团坐地分赃而无可奈何。那么所谓的三权分立也最终会走向集体专制与腐败，有限政府也仅是空中楼阁或骗人的幌子，宪政自然无法生存。而在多元而自治的社会中，社会由于其自治性而具有自身的利益和意志并独立于政府，使政府具有与之相抗衡的对立面――社会力量，多元性意味社会的利益和意志是多样的，政府不能只顾及某种单一的利益，而是需要瞻前顾后，实施有限而非所谓彻底的行为。因此，只有在社会是多元和自治的情形下，宪政所要求的有限政府才会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