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面对两版教材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化，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与重点不同，宪法学教材的体系安排与内容结构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宪法学教材的体系和内容随着宪法学研究重点的改变也发生相应地变化。如上所述，83版教材是一部体系完整的宪法学教材，代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宪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二十几年过去，当时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理论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而显得有些过时了，但这并不能否认它当时对于构筑具有中国宪法学教育特色的宪法学教学体系发挥的作用。05版教材虽然以权利——权力为核心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体系，但在介绍公民基本权利部分，重点放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列举上，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体制、保护手段与方式上着墨不多。针对目前我国宪政实践中强调公民权利保障的呼声越来越高，本书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阐述已不能做出很好的回应。所以宪法学教材的优秀与否，除了内容体系的合理化之外，还要和时代的宪政主题紧密相连。时代的宪政主题是什么？这属于宪法学研究的范畴，需要在宪法学教材建设与宪法学研究之间建立有效的良性互动关系。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不断发生变化，对上述领域的变化作出理论回应的宪法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也随之发生改变。对于宪法学教材而言，也应该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关注宪法学研究的变化，不断地更新内容，不断地将宪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吸纳进去和反映出来。对此，我国的宪法学者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宪法学研究从注重理论研究逐渐转向注重实践研究，从之前的注重对国家权力的研究转到注重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研究，有的宪法学教材就力求将这种研究成果的转变反映出来，如张千帆教授的著作《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将形而上的理论与形而下的制度诠释相结合，把宪法权利比喻为“宪政旅途”的终点 [24]，正好契合了我国宪法学研究的人权保障主题。
与此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宪法学教材之中体现宪法学者的研究成果？放眼域外，我们并不缺乏现成的例子。日本已故的著名宪法学家芦部信喜教授所著的《宪法》对日本现行宪法进行了“体系性思考”，是一部由一个学者单独撰写的体系书，自洽地、没有矛盾地处理了全书之中的所有观点。而且，此书被日本的许多高校采用为宪法学课程的标准教科书。 [25]我国能不能仿照这种模式进行宪法学教材的建设？笔者认为，从目前国内的宪法学研究水平来看，这种经验不可轻易复制。因为独著教材对作者的要求很高，它要求著者经过长期的学术积淀，对宪法学领域的各个专题形成丰厚的，引领宪法学界的成果，是在其学术生涯中思想最为成熟的时期的厚积薄发。 [26]反观我国不少的宪法学者，在其事业起步阶段，纷纷参编各种各样的宪法学教材以小试牛刀，而在学术上有了一定的积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旨趣与研究领域之后，才开始著书立说，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前述提到的日本宪法学者的学术研究之路。当然，笔者的这种判断并不具有普遍性，我国已有学者尝试将宪法学教材建设与宪法学研究的成果联系起来，如前述提到的张千帆教授所著的《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刘茂林教授所著的《中国宪法导论》均是著者经过多年对中国宪法学的思考与研究而形成的独著，同时作为宪法学教材在本校及其他高校推广使用。
在肯定宪法学教材建设要紧跟宪法学研究的步伐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宪法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会反映在教材之中。如中国问题不彰显。由于“现阶段能够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特点的、具体解释宪法现象的宪法学理论是极其有限的，……西方宪法理论成了有些人评价与分析中国宪法现象的主要的参照系，” [27] “言必称西方”的现象同样反映在宪法学教材之中，致使中国宪法学教材不能很好地对中国实践做出回应。
在宪法学研究过程中，韩大元教授提出“宪法学中国化”的命题，主张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出发研究宪法的正当性、宪法现象的认识论与研究方法等基本问题。所谓“宪法学中国化”是指外来宪法学的合理因素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提倡宪法学在中国社会中的具体范式与具体运用,确立中国宪法学的主体性,建立中国的宪法学理论体系与学术风格。 [28]针对我国现有的宪法学教材体系没有形成真正解决中国问题、阐释中国宪法现象的宪法学体系的现象，我们也提出“宪法学教材中国化”这一命题。一方面，我们的教材要吸收域外宪法教材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本国的宪法文本和宪政实践，依靠本土学者基于学术的本土性所养成的对中国问题的独特敏感性 [29]，在宪法学教材中植入具有本土特色的宪法学理论、规则和方法，使其能够合理地解释本国的宪法现象，形成浓烈的中国问题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