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他人未经许可以复制、发行等方式利用“作品的模型”时，只可能侵犯原造型艺术作品的著作权，而不是既侵犯了原造型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又侵犯了模型的著作权，或者只侵犯了模型的著作权，而不侵犯原造型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因为在此情况下，原物和模型只不过是同一作品的两种体现（ 原件和复制件） ，只存在一个著作权。
（ 二） 模型未能准确再现实物
如果模型的制作者在根据实物进行缩小、放大或按原尺寸制作的过程中，没有严格地按照各构成要素的比例关系，而是人为地改变了点、线、面或几何结构，导致最终形成的物品在内容上与原作品存在显著差异，则制作者贡献出了源自于本人的成果，而不是单纯地再现原作品。例如，在对人像雕塑进行缩小的过程中，刻意改变人像的表情或面部特征，导致缩小版的人像雕塑具有嘲讽的视觉效果。再如，以波音飞机为原型，制作供儿童玩耍的玩具，该玩具并非飞机的精确缩小版，而是适应儿童的审美心理，对飞机各部分的形状进行了重新塑造和艺术加工。在这种情况下，制作者的确在保留原作品基本艺术表达的情况下，通过增加新的艺术表达创作出了新作品，也即原作品的演绎作品。
但是，对于这样一种作品，能否符合《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模型作品”的定义却是值得质疑的。首先，《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模型作品”的定义中有“目的要件”，即要求该模型必须“为展示、试验或者观测等用途”而制作，“试验或者观测”显然要求模型精确地再现原物，否则无法实现这类用途。例如，在研发飞机的过程中，需要“将飞机做成几何相似的小尺度模型”，利用相对性原理和相似性原理，将其置于风洞中进行试验。在我国国防科研人员研发歼 10 战机的过程中，将模型放在风洞中进行了一万多次的试验，为飞机研制提供了大量科学准确的气动试验数据。[3]可以想象，用于试验和观测的歼 10 战机模型，只要在造型和结构上与真机有丝毫的差异，研发工作就会前功尽弃。而“展示”的对象显然是原“物体”，也即制作模型是为了让观看者从中了解原“物体”。如果模型与原“物体”在内容上相去甚远，就达不到“展示”的目的了。例如，2010 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展示了我国新近研制的飞行器“天宫一号”的模型。[4]为了让全国观众了解“天宫一号”的全貌，该模型必须是实物的精确缩小版，否则央视的“展示”不是愚弄观众么？
其次，“模型作品”定义中还有“制作方法要件”，即“根据物体的形状和结构，按照一定比例制成”。“按比例制成”当然是对原“物体”按统一的比例缩小、放大或按 1∶ 1的比例原样制作，从而在模型中保持原“物体”的“形状和结构”，而不可能是对其中一部分按 10∶ 1的比例，对另一部分又按 20∶ 1的比例进行制作。因此，上文提及的可具有独创性的制作实例———在对人像雕塑进行缩小的过程中，刻意改变人像的表情或面部特征，不符合立法对“模型作品”的定义。
由此可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模型作品”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模型作品”必须符合独创性的要求，但对“模型作品”的定义却恰恰排斥了有独创性的制作过程。实际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模型作品”的定义直接来源于《现代汉语词典》对“模型”的第一个释义———“依照实物的形状和结构按比例制成的物品，多用来展览或实验”。[5]但这种简单的照搬却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模型”与“模型作品”的混淆。在风洞中进行试验的歼 10 战机模型是符合《现代汉语词典》定义的“模型”，却并非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模型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