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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机制是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运行基础

  

  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起步于1989年,但进展比较缓慢。我国第一部有关信用征信的地方性规章《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试点办法》出台于2000年年初。此后,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代表的部门、行业信用立法,和以北京市、上海市为代表的地方信用立法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尽管部门、行业、地方信用立法发展迅猛,但我国信用立法仍然存在立法位阶低,缺乏全国统一立法等弊端,不能根本解决信用信息的部门间、行业间、地区间流动的问题,无法满足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


  

  200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基本原则、主要工作等进行细化。《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此,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征信活动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征信机构的行为,促进征信业发展,2009年10月,国务院法制办向全社会发布《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集全社会对《征信管理条例》的修改意见。这标志着我国信用立法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落实也已经指日可待。


  

  以信用法律制度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运行平台,不仅可以促进企业将履行社会责任的立法原则或法律规定落到实处,而且可以加快我国信用立法的进程,提高信用立法的质量。


  

  (一)运用信用机制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弥补相关法律制度的漏洞。尽管我国现行公司立法没有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外延,尽管我国《民法通则》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但信用显然是企业社会责任和道德伦理的一道底线。诚然,企业是否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以及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出于企业法人内部机关的意思自治,在社会责任缺乏统一法定标准的情况下,法律也确实不好追究企业的责任。但是,在社会信用体系范围内和信用法律机制运行的基础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客观事实可以记录于历史,公示于天下。在理论上,任何主体都可以获得相对充分完整的企业信用信息,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及信用道德状况。对于少数缺乏社会责任、信用记录不良的企业,不仅在社会上可能丧失信誉、名誉,而且在商业上可能失去更多的交易机会。来自市场和社会的压力有别于来自法律的压力,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威胁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决定着企业的前途和命运。 (二)运用信用机制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可以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本位意识。在现代社会,企业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企业公民与自然人公民一样,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和谐社会的正常运行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有效运转,而且需要全社会——包括所有企业在内——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行动。由此,现代社会应当以社会责任本位取代个体权利本位,彰显社会责任本位,追求社会整体、长远利益,平衡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在对社会共同负责的基础上,处理好权力、义务、权利、责任之间的关系,将责任、权利、义务、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避免发生漠视各类主体(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的行为。社会责任本位原则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最高准则,强调各类主体必须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负责。信用机制对企业的作用不仅在于督促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更在于激励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本位意识,促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信用机制的功能一方面是惩恶,另一方面是扬善,是鼓励社会人心向善,以治理社会信用环境,改进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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