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能源立法要充分考虑中国式分权的优势
中国式分权是财政学中首先提出的概念，它是指经济分权与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这种模式通过有效的财政激励让地方政府可以从更快的经济增长中分享到更多的果实，而基于政绩考核的政治激励又鞭策着地方政府官员不能裹足不前；与此同时，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外资使得地方政府再也不能囿于本地区的既得利益。[55]显然，中国式分权是中国治理模式的一种体现，而且这种模式最能与中国的国情相融合。
具体而言，中国式分权在治理模式上优势体现在：中央的集权性很高，但却主要从事宏观地、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导性意见，而不具体对如何操作进行规定；相反，将这种具体操作下放到地方一级政府，由它们来具体决定如何应用。那么，只要中央的决策方向是肯定的，那么地方政府将发挥自己的优势来创造出更多的灵活性。这样，人的自由度的扩大无疑提供了解决方法的多样性，为最终找到更适合本地发展的范式提供了便利。
（三）新能源立法应以克服路径依赖为核心任务
从本质上讲，路径依赖是人性使然的结果。通过它，人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收益，正如经济史学家希克斯所论及的“习俗经济”，就是一种最好的表现。[56]但是，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就难以被打破，从而阻碍了新的技术、理念乃至制度的进入，造成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衰退。而且，每一国的路径依赖又是迥然不同的，它强烈地受到地理文化、习俗以及传统制度的影响。
更值得注意的是，路径依赖几乎是每一个国家能源发展中遇到最为棘手的问题。例如，英国在国内率先创设了激励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可再生能源义务制度，但实践中效果并不理想。当英国想抛弃这一制度时，却发现它已形成路径依赖。[57]因此，在新能源立法中应本着发现本国路径依赖，推进能源制度创新作为核心任务。因为只有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才能避免出现路径依赖，才能实现新能源的良性发展。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论及创新理论时所指出的，创新是一种“内在因素”，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58]所以，未来中国新能源立法面临的重大课题将是如何加强能源制度创新，提高新能源立法的科学性。
【作者简介】
吕江，单位为山西大学。
【注释】根据国家统计局对2009年的统计数据来看，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货物进出口总额比2008年下降了13.9％,其中货物出口下降了16％。参见国家统计局：《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据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10》报告，中国于2010年能源消费已超过美国跃居第一位。当然，国家发改委认为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存在一定问题。See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0, Paris : IEA, 2010, pp. 4-5．张璐晶：《对话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我们可能在计算方法上存在差异》，载《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30期。
据UN统计数据，2007年起中国已成二氧化碳最大排放国，参见http://unstats.un. org/unsd/environment/air_co2_e-missions. htm．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能源消费的递增。See IEA, C0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Highlights (2010 Edition)，Paris：IEA2010, p. 13.
据美国皮尤中心报告，中国已于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清洁能源投资国。See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Who’s winning the Clean Energy Race？ Growth, Competition and Opportunity in the World’ s Largest Economies, Washington: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2010, p. 7.
约翰·罗尔斯：《万民法》，张晓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125页。
See Daron Acemoglu,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p. 1023－1094.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参见前注，哈耶克书，第52-85页。
参见邓正来：《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9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73页。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创建低碳经济的国家，第一个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写进法律的国家，第一个实施“碳预算”的国家，同时，也是第一个以法律规定碳捕获与封存商业化的国家。See The UK DTI, 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 London: TSO, 2003. The UK Climate Change Act 2008. The UK Energy Act 2010.
See IPCC，Carbon Dioxide Capture and Stor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 3.
See IEA,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Progress and Next Steps, Pans: lEA, 2010, pp. 11-24.
英国北海地区拥有大量适宜存储二氧化碳的岩层，其空间超过了除挪威以外的所有北欧国家的总和，这意味着英国可以将碳储存许可出售给其他国家，每年可获利高达50亿英镑。参见薛亮：《碳存储有望为英国带来巨额收益》，人民网：ht-tp://env. people. com. cn/GB/10049160. html.
The UK DTI, Meeting the Energy Challenge, London: TSO, 2007，pp. 170-179.
See The Article 17-35，The UK Energy Act 2008.
The UK DECC, The UK Low Carbon Transition Plan, London:TSO,2009，pp.65-68.
无论是马克思的技术发展理论，还是熊彼得的创新理论，以及曼斯菲尔德技术创新的扩散理论都阐明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实践中，90年代兴起的知识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前注，哈耶克书，第13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17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61页。
所谓“燃料贫困”(Fuel Poverty)，是指家庭难以支付取暖费用，按英国标准，它意指一户家庭如果其总收入的10％用于取暖（通常卧室要求保持在21度，其他房间在18度以上），那么就属于燃料贫困。引发燃料贫困的主要因素有三：房屋的低能效、昂贵的能源价格以及较低的家庭收入。
See The UK Government,The UK Fuel Poverty Strategy, London: The UK Government, 2001，pp. 10-12.
See The UK DECC，UK Fuel Poverty Strategy-7th Annual Progress Report-2009，London: The UK DECC，2009，pp. 7-9.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244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332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339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338页。
See Dieter Helm, Rethinking the Economic Borders of the State, London: The Social Market Foundation, 2010, pp. 8-29.
前注，哈耶克书，第9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11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28页。
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将2008年延续至今的金融危机的生成原因指涉到新自由主义理论上，本人认为不妥。参见何秉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28-44页；刘迎秋：《国际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反思》，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第12 -21页。二文都没有具体展开新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哈耶克对于货币金融问题的论断。参见前注，哈耶克书，第485 - 486页。相反，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全球失衡、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的复苏》，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第4-20页。该文在论证方面更为可取，从本质上讲，危机的产生还是缘起于政府的过度干预。
前注，哈耶克书，第33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69-70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3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14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187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189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199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10页。
参见文贯中：《市场机制、政府定位和法治—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匡正之法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1期，第1-11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2-3页。
See IEA, Energy Poverty: How to Make Modern Energy Access Universal？ Pans: lEA, 2010，p. 7.
前注，哈耶克书，第3-4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4页。
作为政治学家，奥尔森详尽地解读了在政治领域人类那种理性思维所造成的利益之间的分歧，从而使集体行动进入一个不可欲求的状况。参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同样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政治制度，其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参见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吴良健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就中国的制度变迁而言，这种情势也是普遍存在的，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领域中的“双轨制”到之后的并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高层自上而下的制度模式解决的，但当前国家的形势已发生一定变化，如何解决这一不和谐的情势就成为我们亟待考虑的问题。参见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载《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第3-11页。王覃刚：《中国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逻辑及障碍分析》，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5-21页。
前注，哈耶克书，第4-5页。
李路曲：《从对单一国家的研究到多国比较研究》，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103页。
参见弗兰克·道宾：《打造产业政策—铁路时代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张网成、张海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179页。
参见E. A．里格利：《探问工业革命》，俞金尧译，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61-77页。俞金尧：《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增长与煤的使用》，载《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4期，第49-63页。舒小昀：《工业革命：从生物能源向矿物能源的转变》，载《史学月刊》2009年第11期，第118-124页。邱建群：《生态危机与能源转换一英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原因之新解》，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01-108页。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普遍存在着一种看法，将能源变革原则放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之下。实际上，这是一种谬误，因为无论是从人类能源史的发展轨迹，还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模糊性概念都表明，只有能源变革原则居于首要地位，才能促进能源发展。关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参见尼科·斯赫雷弗：《可持续发展在国际法中的演进：起源、涵义及地位》，汪习根、黄海滨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中国式分权概念的提出，较早的是由许成钢、钱颖一等学者在90年代的相关文献中提出，经过国内外学者的不同研究，现在中国式分权在财政学上的理念基本形成，特别是国内复旦大学对此的一些基本研究。参见傅勇：《中国式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探索转变发展模式的制度性框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序、前言、第32页、第137页。
参见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1-18页。
See Catherine Mitchel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ustainable Energ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 123.
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易家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4-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