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英国《2010年能源法》规定的三个制度性设计都紧密围绕市场展开。首先，在创设CCS税中，税收的份额分配是根据电力供应商在电力市场上拥有的市场份额比例进行征收，这样对电力供应商而言，税收份额的比例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的，不会造成CCS技术进步上来自电力供应商的阻碍。其次，政府对CCS示范项目的资金拨付是以合同形式完成的，通过法律手段确立了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市场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相关责任，保证了资金拨付使用的有效性和开发商按市场运作进行技术创新的自由。最后，通过市场竞争对CCS示范项目进行选择。开发商将通过展示燃烧前捕获技术、燃烧后捕获技术以及燃烧后二者最大捕获值的比较这一方式来自由竞争，最终拥有最优技术的开发商将首先获得项目资助。毫无疑问，通过这种围绕市场进行的制度设计会极大地促进CCS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即使我们不知道哪一种CCS技术更符合商业化运作，但最终脱颖而出的必将是经由市场选择出来的CCS技术。
二、英国《2010年能源法》对哈耶克外部规则的制度性设计—强制社会价格支持机制
在英国，“燃料贫困”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保障问题。[22]1996年时，英国共有 500万人处于“燃料贫困”，经过工党政府在能源政策上的有力推进，到2004年这一数字业已下降到120万人。其间，2001年出台的《英国燃料贫困战略》是其最主要的应对策略，它提出到2010年彻底解决英国的燃料贫困问题。。然而，据英国2009年燃料贫困年度报告的数据显示，到2007年英国已连续三年出现燃料贫困人口激增的情况，近400万人生活在燃料贫困中。[24]造成这种不降反升的原因，其间最主要的是英国能源价格的高涨。为了应对这种局面，2008年起英国与能源供应商达成自愿协议，向燃料贫困家庭提供各种援助。
在此基础上，《2010年能源法》创建了相关法律框架，即强制社会价格支持机制。授权国务大臣在现有自愿协议的基础上，采取强制措施，要求所有能源供应商提供具体的社会价格支持，通过削减能源账单，直接向燃料贫困家庭提供援助，实现到2013 - 2014年间能源供应商每年投入3亿英镑用于此项目。
毋庸讳言，无论是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家实践都业已揭示，市场不是万能的。是以，市场失灵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就成为政府进入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哈耶克在极力强调自生自发秩序的同时，并未忽略政府在整个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他指出，“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自由的社会中，政府也应当以一种确获保障的最低收入的形式（或以一种保证任何人都不会获得低于某一最低收入额的形式）来确使所有的人都得到保护并免遭极度不幸的保障措施，当然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25]而且“把那些在市场中无力切实维持生计的人完全置于市场过程之外并用专门划拨出来的资产对他们施以救济，也是完全可能的。”[26]
英国的“燃料贫困”问题正是基于能源在市场运作过程中产生的那些不能为市场秩序所调整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尽管政府干预不是唯一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但是在其他办法未形成之前，政府则应负有首要的责任。因此，《2010年能源法》规定的强制社会价格机制正体现了政府行使社会保障的最根本的职能。当然，在提供能源保障的同时， 英国并没有采取直接的行政手段，而是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性设计，规定供应商有权在英国天然气、电力办公室的监督下选择援助的水平和种类，亦可选择援助的目标群体。此外，为了保障分配的公平性，还设立了协调机制，按能源供应商在能源市场上占有的份额进行分配，以保证价格支持的公平性。可见，强制社会价格支持机制彰显了哈耶克对政府在市场作用中的基本认知。
首先，肯定了政府是市场秩序不可或缺的主体地位。强调“政府应当运用它所享有的经由征税而筹集资金的权力，并由此而为人们提供市场因种种缘故而不能提供或不能充分提供的一系列服务。”[27]因而，从这一制度性设计中可以发现政府显然是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最主要的推动力。
其次，哈耶克不赞同政府是唯一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他指出“即使事实上只有政府有能力提供特定的服务，我们也没有理由因此而禁止私营机构去尝试和寻求其他的方法，亦即在不使用强制性权力的情况下提供这些服务的方法。”[28]从英国《2010年能源法》对强制社会价格支持机制的制度性设计来看，政府并没有将改变“燃料贫困”的责任大揽于一身，相反，更多地是将这种服务交给能源供应商。这种制度性设计的优势就在于，政府没有成为唯一的能源资助的主体，进而留给其他社会主体进入提供能源资助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