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我们发现，在新能源立法方面英国一直处于世界前列。[11]其颇具特色的能源法范式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上述哈耶克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的理念，特别是《2010年能源法》更是将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有机地与新能源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也是对市场与政府在新能源发展定位上做出的一个恰如其分的界分。尽管这些制度设计未必适合于中国的新能源立法建设，但它所体现出来的理念价值却是值得我们把味和深思的。
一、英国《2010年能源法》对哈耶克内部规则的制度性设计—市场激励机制
英国《2010年能源法》是继2009年英国《低碳转型计划》国家战略文件公布之后，在能源法律政策领域出台的第一部法律。它规定了碳捕获与封存、强制社会价格支持机制等相关新能源法律问题，其间对碳捕获与封存的制度性设计，正是旨在实现对新能源发展的市场激励。
碳捕获与封存（Carbon Capture ＆ Storage，以下简称CCS）是新能源中最具潜力的技术之一，它具有使单位碳排放减少90％的潜能。[12]因而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竞相开发这一技术。[13]而英国在CCS上不仅占据技术领先的优势，而且拥有他国不可比拟的地理环境优势。[14]无疑，一旦实现CCS彻底商业化，无论对于英国本身的经济发展，还是全球低碳市场都将带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英国在其《2007年能源白皮书》中正式提出发展CCS技术的新能源政策。[15]《2008年能源法》则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CCS发展的法律地位。[16]2009年英国《低碳转型计划》国家战略文件又将CCS设定为低碳转型的主要手段和途径。[17]《2010年能源法》则正式启动了CCS的商业化运作。
《2010年能源法》规定，在全英燃煤发电厂建造4个具有CCS商业规模的示范项目，到2025年全面实现CCS发电能力，并使英国成为全球CCS研发中心。为实现这一目标，立法机构拟第一步提出CCS的市场激励机制；第二步到2010年夏对市场激励机制立法进行征询；第三步2010年秋季正式提交CCS市场激励机制立法；第四步2011年4月进入CCS市场激励机制的操作阶段。为此，《2010年能源法》提出三项制度设计：一，创设CCS税；二，以合同形式资助CCS示范项目；三，通过市场竞争选择CCS示范项目。
毋庸置疑，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18]因此，促进技术进步就成为各国政府倍加关注的内容之一。但这是否意味着可以通过政府的具体行动来直接推动技术进步呢？哈耶克深刻指出这种行动的不可行性，因为“无论是科学还是任何为我们所知道的技术，都不可能使我们克服这样一个事实性困难，即任何个人心智，从而任何一项接受刻意指导的行动，都不可能通盘考虑到所有的特定事实；尽管这些事实是一些人所知道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这些事实又是任何特定的个人所不知道的。”[19]这一论断表明，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理性不及，无论未来我们所获得的知识多么充分、完备，都不可能逾越这一现实。同理，人存在这样一种理性不及，而由人组成的政府亦存在这种理性不及，政府不可能聚集所有个人拥有的分散知识，所以无论它制定的计划多么完善，也总会有未能考虑到的因素。因此，如果政府采取一种指令式的行政手段来推动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技术进步方面政府将无可作为？哈耶克同样指出这也是一种谬误，他认为，“人们在一个只是部分为他们所知的世界中试图获得成功，实是一个难题，然而他们却可以经由遵循那些极有助益于他们但他们本人并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它们是否是笛卡尔意义上的那种真的规则来解决这个难题。”[20]显而易见，正是经由这种自生自发秩序，众多分散的知识得以检验，才最终发现那个具有“真”的规则，进而促进社会进步。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找到理性所不及的那部分知识，使其得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人类设计之结果的“恶性”。所以，无论我们的理性正确与否，只有投入到自生自发秩序中，才能将理性发挥至极致，才能最大程度减小理性不及所带来的危害。
至于如何才能实现分散的知识投入到自生自发秩序中，哈耶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方法路径，即“在自生自发秩序的情形中，我们可以经由确定一些形成这些秩序的因素来确定它们的抽象特征，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把具体细节留给我们并不知道的情势去决定。”[21]就CCS的技术进步的制度性设计来看，市场无疑是最为典型的自生自发秩序，因而将CCS技术进步由市场来决定是最为理想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