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与新能源立法的制度性设计
——以英国《2010年能源法》为例
吕江
【摘要】英国《2010年能源法》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的理念。这种对碳捕获与封存的市场激励与强制社会价格支持机制相结合的制度性设计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新能源立法应限定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仅是提供一种普遍的机会，以发挥市场作为个人、地方制度性设计的主渠道，同时也应确立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首要地位。而所有这些制度性设计得以实现的关键则在于能否完成对新能源发展的过程与手段的制度性安排，以及建立起具有中国语境范式的新能源立法体系。
【关键词】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英国《2010年能源法》；碳捕获与封存；强制社会价格支持机制
【全文】
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三重连锁反应的困境：外向型经济遭遇严重挤压；[1]高速经济增长对能源需求的极度膨胀；[2]以及扩大的能源消费引发的气候环境的破坏。[3]因此，经济转型、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乃是当下中国亟待解决的现实而又严峻的课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新能源投资。[4]然而，新能源投资必然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转型、能源供应的安全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下降么？
罗尔斯在《万民法》一书中提到，“国家生活的如何，极其重要的因素在于其政治文化，而并非其资源水平”。[5]这表明国家经济财富的增长并非立基于资源之上，而是政治文化。所以，既便我们拥有庞大的新能源投资，并不意味着就必然能实现上述三者的转变。而这其中的关键则在于是否有适宜的制度。美国制度经济学家达龙·阿塞墨格鲁（Daron Acemoglu）在其新着《现代经济增长导读》中再一次用详尽的数据证明，制度才是一国经济增长、财富积累的最根本的原因。[6]是故，我们认为在中国新能源立法呼之欲出之际，找到新能源发展的制度路径才是其根本。而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旨趣。
哈耶克认为，“许多社会制度都是我们成功追求我们有意识的目标所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这些制度事实上却是那些既不是被发明出来的也不是为了实现任何这类目的而被遵循的习俗、习惯或惯例所形成的结果。在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对我们自己做出调适，而且我们的行动也之所以有着良好的机会去实现它们所指向的目标，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同胞受着已知的目的的支配，或者受着手段与目的之间已知的关系的支配，而且是因为他们也受着这样一些规则的约束—而对于这些规则所具有的目的或起源，我们常常是不知道的，甚至对于这些规则的存在，我们也常常是不意识的”。[7]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哈耶克将社会秩序分为两类即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内部秩序乃是一种自生自发秩序，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是一种非依赖于人之目的的高度复杂的秩序；而外部秩序是一种组织安排，是人们刻意创造出来的，服务于人之目的的相对简单的秩序。[8]与之对应的则是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所谓内部规则乃是指社会在长期的文化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规则，而外部规则意指那些根据组织或治理者的意志制定的，只适用于特定之人或服务于统治者的目的的规则。[9]
这种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认为，内部规则即自生自发秩序才是社会进化的根本，而外部规则所起的作用则主要是补充自生自发秩序的不及，而不是干预或打破内部秩序的平衡。一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正是由于现代社会的结构并不依赖于组织而是作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演化发展起来的，所以它才达到了它所拥有的这种复杂程度，而且它所达致的这一复杂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刻意建构的组织所能够达致的任何复杂程度”。因而，“人们不仅完全不可能在以组织替代自生自发秩序的同时，又欲求尽可能地运用其成员所掌握的分散的知识，而且也完全不可能在以直接命令的方式干涉自生自发秩序的同时，又达致对这种秩序的改进或矫正。”[10]这正是哈耶克为我们型构的一个在制度性设计上的基本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