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诉讼制度的发展历史看，有关证据的合意在罗马法中已经出现，罗马法中出现有关当事人合意争点的证据契约。即在民事诉讼中，为成立审判程序，须以双方当事人在执行官（后为法务官）面前合意决定争点{2}(P.26)。大陆法系关于证据契约的学说及立法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以德国为例，对证据契约的效力认识，德国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认识变化过程。在德国普通法时期，证据契约被视为当然有效，后来，由于认为诉讼法在性质上属于公法，证据契约是当事人通过事先约定来干预国家的审判权，所以对证据契约持否定态度。之后，德国又从辩论主义的角度重新评价了证据契约，认为法院在诉讼证明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约定{3}(P.303)。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关于证据契约的立法相对滞后，对于争点简化协议等证据契约，德国虽在学说及实务上承认，但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无相应的明文规定。[2]
在关于证据契约的立法方面，意大利具有一定的特点。其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中均有相关证据契约方面的规定。由于意大利民法典体系比较完善，所涉内容基本涵盖了私法中可能领域，其现行民法典专门在第六编“权利保护”的第2章中对证据进行专章规定。其中，即有关于证据契约之规定。意大利民法典第2698条规定，“当举证责任倒置或加重举证责任的约款涉及双方不能处分的权利，或者导致一方当事人行使权利极度困难时，该约款无效。”除此外，该民法典多处关于私法契约之效力规则亦适用于证据契约{4}。
中国台湾地区沿袭大陆法之理论传统，对于证据契约的理论研究及制度建设较为重视。近年来，台湾学界从程序主体论等视角对于证据契约的正当性进行分析，总体上肯定了证据契约的效力。台湾现行“民事诉讼法”[3]确立了证据契约的一些基本内容，包括对于争点简化协议等证据契约予以明文规定。证据契约的立法依据，主要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270-1条中规定的整理并协议简化争点及第376-1条所规定的证据期日之协议。依民事诉讼法第270条之规定，法院得运用诉讼指挥权致力于促成简化争点（含证据上之争点）之争议；而第376条承认当事人在诉讼尚未开始前，可于保全证据期日，就事实、证据成立协议。
我国由于尚未建构独立的证据法，有关证据的规定主要散见于诉讼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可谓是关涉民事证据的主要规范。该规定明文赋予了当事人进行证据合意的权利，范围主要包括第26条关于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第33条第2款的举证期限、第38条的证据交换期日、第72条的自认等合意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