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案中，原告主张将一揽子许可适用于电视广播网违反“谢尔曼法”，并得到了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肯定。最高法院则认为，假如ASCAP向电视广播网络发放一揽子许可是违法的，那么它向其他广播组织发放一揽子许可同样是违法的。如果再追究下去，词曲作者和出版商授权ASCAP管理表演权，也是违反“谢尔曼法”的。显然，反垄断法的“本身违法”规则不允许法院作出这样的裁定。事实上，ASCAP一类的表演权组织和一揽子许可的做法，有助于实现作者的表演权，从而达到鼓励创作的目的。从历史的发展来看，ASCAP一开始就采取了一揽子许可。作为竞争者的BMI，也采取了一揽子许可的做法。其他的一些小的表演权协会，无一例外也采取了一揽子许可。一句话，一揽子许可方便了音乐作品的使用者，方便了版权所有人的许可，减少了谈判的时间、人力、物力和成本，也减少了侵权的风险。一揽子许可的做法，集销售、监督和实施权利为一体，并没有限制贸易和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还对一揽子许可和横向价格联盟做了区别。在一揽子许可的情形下，ASCAP不是提供其他市场主体之产品的总代理，而是一个真实的销售者。它所销售的是一揽子许可协议，而具体的音乐作品不过是这个产品的构成部分。因而一揽子许可不同于横向价格联盟。同时，一揽子许可也不同于单独的许可，它的构成是单个的音乐作品再加上整体的服务，其效果远远大于构成成分。简言之，ASCAP创造了一个市场，这是单个的词曲作者不可能与之竞争的市场。确实，一揽子许可预定了价格。但是，这种预定价格，不是竞争者之间达成的横向价格协议，而是就一揽子许可所设定的价格。ASCAP可以就自己的产品出价，就像其他的产品提供者一样。如果原告不愿意接受，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例如直接与单个的词曲作者商谈许可费用。最高法院最后说：
在很多年里，就音乐版权作品的表演权而言，在存在着其他选择的条件下，一揽子许可对于市场上的绝大多数使用者，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机制。依据其多方面的表现，我们不同意简单地宣告其非法。相反，在受到指控的时候，应当依据理性原则，对其作出更加有区别的审查。也许它最终不能躲过指控，但这不是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
就表演权协会和一揽子许可而言，美国最高法院的“BMI”一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此之后，虽然仍有一些广播组织提起针对ASCAP和BMI的诉讼，但诉讼的焦点已经不再是表演权协会、一揽子许可是否违反“反垄断法”，而是相关的费用是否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