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向来被认为是美国“后院”的北方密邻加拿大，于2005年7月颁布《民事婚姻法》，认可了同性婚姻。
劳伦斯案法庭显然考虑到了“共享文明”的态度，正如多数意见认为的那样：“上诉人在本案中所寻求的权利，是许多国家里人类自由的组成部分”。奥康娜大法官就曾在2002年时提到：“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所产生的裁断，对美国法院时常具有权威说服力。虽然最终我们必须要对自己国家法律的解释承担责任，但是其他优秀法官对我们也同样面临的问题所做出的思考，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13}前后相隔17年的两个类似案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与国际社会20多年来对同性恋问题的态度转变有相当关系。
当然，大法官们认定系案法律对上诉人等的“偏差性行为”的禁止侵犯了其正当程序条款所保护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大法官们在道德上就认同同性恋。他们只是表达了如下观点：同性恋生活方式是“公民个人的、不会受到刑事处罚的选择自由”。因而，反对意见并没有指责多数意见站在了支持同性恋的阵营中，而是指责它令最高法院站到了“反对一反同性恋”阵营里，抛弃了本该秉持的中立立场。
上述围绕着案件展开的三大争议，无疑反映了同性恋法律问题极为复杂的社会背景。但是，从规范意义而言，同性恋者的自由权利涉及了实定法秩序中、宪法上的自由之极限地带，在这样一个边界地带，不同观点之间持续不停的激烈交锋是难免的。更为重要的是，理性共识之达致，确非几个法院判决便能解决。
三、结语
历史似乎总是充满了吊诡：在美国，可能正是传统的宗教一道德谴责使得所谓“异常”性行为一直是被关注的“能看到之事物”，在自由主义兴起并逐渐成为该社会的主流观念之后，因达成了尊重私人生活之自治的广泛共识，反而推动了对与性有关的自由权的立法保护。
有关于此，1992年由奥康娜大法官执笔的Casey案（又称宾州堕胎案）的多数意见中，有段表述广为人知：
“我们的法律提供了宪法保护，允许个人去决定其婚姻、生育、避孕、家庭关系、子女抚养和教育。上述事务涉及人在一生中可能做出的最为私密的抉择；这些抉择对人的尊严、自主以及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具有中心意义。自由的核心，乃是个人行使权利，以自行定义其关于存在、意义、宇宙以及人类生命奥秘的信念。假如这些信念是在州政府的强制下形成，它们将不能定义人格的特征”。[11]
按照这样的理解，劳伦斯案件判决，就是对自由保护的中心、即人自行定义其存在的表征之一——性身份的一个宪法意义上的宣告，无论该判决是否给含糊的自由确定出了具体内容，其尊重自我选择和人格定义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