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儒生看来，直接指陈朝政乃至君上之缺失，才是真正的“忠”。“文死谏，武死战”这句话鼓舞了很多忠臣烈士的选择。这一传统在资政院议员身上亦有明显表现。
例如，黎尚雯在弹劾军机案中直言：“从前极言敢谏之士，因参劾庆亲王而去位者已非一人，自古君明臣直，何必隐言？本员主张此次上奏，先弹劾军机大臣首领庆亲王，要历数其误国殃民之过失，以昭示天下而儆将来……我们资政院议员，对于朝廷是议员，对于人民是代表，本有兴利除害之责任。现在既未能兴利，应为朝廷先除一害，也就可以上对朝廷、下对人民了。”（《速记录》，第401页）
简言之，自小饱读圣贤经典的儒生们，在接受了新式教育之后，“文死谏”的底色并未随之褪去。他们中的精英分子成为代表民意的资政院议员后，当然有此风骨来批判朝政。这应是资政院议员发议质量较高的主要原因所在。
民国议会何以堕落
1905年，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制终遭废除。但是，科举意识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新式学堂分科中的法政学即代替科举，成为新的入仕之路。在清末朝廷举行的留学生考试中，人数最多的名目，即是所谓“法政科举人”或“法政科进士”。
一般而言，建设宪政国家，需要有较多的人学习法政。新式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它有助于“新民”，法政学习者在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显著。他们通过研习法政，明确现代国家的国民在法律框架之内有哪些权利义务，哪些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等等。这种法律意识如能和已有信念妥当结合，无疑会对他们信守原则提供新的武器。
例如，在弹劾军机案中，资政院议员们便将在立宪国中政府应对国会负责的法理和传统中国“官守言责”之箴诫相结合，证明弹劾军机大臣之正当性。可以说，新的法政知识让议员们从全新角度来阐发其所信守的固有原则，为批评朝政提供了新理论。
然而，进入民国以后，政治立场“保守”、倾向君主立宪的资政院议员群体被边缘化，更为年轻同时也更倾向革命的新一代议员成为民国议会的中坚，情形遂发生了变化。议员们的信念弱化，在外界压力逼迫下集体腐化，从而导致了舆论对代议文明的失望。
原因在于，新一代议员成长之时，科举已被废除，儒学，尤其是圣贤经典，不再是他们自小浸淫并进而内心服膺的价值载体了。本来，处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价值系统的新陈代谢有其必然性，无可厚非。但是，代替儒学之新学问，在当时的情形下，却无法为研习者提供价值之源和安身立命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