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院议员风骨何来
清末资政院将近200位议员，分为民选议员和钦选议员两大类。其中，民选议员大都是早年略有功名，成为乡绅，然后或公费或自费出国留学，归国后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从事新式教育或实业工作，以切实启迪民智或使民脱贫为己任，渐有声望，被推举为省谘议局议员，最后在互选中胜出，成为资政院议员。
钦选议员中较为活跃者，经历也多与民选议员类似，先从事科举再留学，回国后或经朝廷要员推荐，或正式参加清廷为招揽人才所组织的留学生考试，从而担任中下级京官，在京官任上被推举为议员。钦选议员中还包括10位硕学通儒议员，如严复等人，绝对属于当时的文化精英。这几类人身上均有着传统儒学的烙印。
儒学自春秋时期形成以来，随着社会变迁和王朝更迭，自身也发生了各种变化，但是，在变易中保持着不变的基本性格，那就是真正的儒者应以天下苍生为念，并以此展开对暴君污吏之批判。
自西汉中期以后，尤其是东汉以降，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然而，作为最高权力者的皇帝，尽管可以通过召集学术会议、颁行权威教本和官方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施加影响，但始终无法完成对经典解释的垄断。因为儒家经典的内容具有相当大的客观性。那些自小即浸淫于经书的儒生们对经义自有其体认与确信。大儒们在教育机构中的讲学，亦有助于儒生们达成对儒家经义的某些共识。
根据儒家经义的教导，任何人，包括皇帝在内，都需要不断修身才有可能接近圣贤，造福天下苍生。没有不断的修身，谁也不能自封为圣贤。这就是《四书》之首的《大学》所述：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那么，皇帝应如何修身呢？除了读后感儒家经典，体悟儒家经义之外，还要亲近儒生，以儒为师。对儒生们来说，应当通过自身的操持和进谏，影响皇帝尽可能遵从儒家经义的教导。落实到制度层面，历朝历代多有鼓励臣下尽言，广开言路，彰显君之所以为“圣”、为“明”之规定。
在这种由理念和制度所营造的社会氛围中，形成了传统中国独具特色的是非观——“是非”不是由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所决定的，而是有其“道”。志于“道”是儒者基本的道德义务。
既然皇帝将儒家当做治国之正统理念，自然也要肯定此“道”，承认要秉“道”而行。尽管他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来打压那些不识时务的批评者，甚至消灭其肉体，但却不能毁灭儒生作为一个群体在精神上的自信。如果皇帝不顾舆论，一意孤行，适足以将其暴虐形象公诸天下，传诸后世。尽管儒生对“道”的坚持很可能对君主之独断专行造成不便，但历代君主并未公然否定它，因为这有助于“家天下”的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