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无论是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还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最终都如出一辙地将生育权定义为与婚姻关系无关的、无论男女都应该享有的自主权，并受已经被明确确认为基本权利的隐私权所保护。2008年，欧洲人权法院对“迪克逊”一案做出的判决提供了一个更深层次审视逐渐发展成熟的生育权的机会。“迪克逊”案的判决遵照了欧洲人权法院在“埃文斯”案中做出的决定，但是其对理解生育权的概念又具有一个显著的价值。欧洲人权法院在“迪克逊”案中对生育权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解释：生育权是一项个人实现或控制自我生育能力、机会或资格的权利。该案涉及到一个影响个人生育资格的限制，继而导致个人失去了生育的自主权。因此，“迪克逊”案的判决其实是在之前“埃文斯”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生育权的本质属性，将生育权从极为概括的自主权精细为个人实现生育能力的初始机会。[39]从而，这也将“迪克逊”案与“埃文斯”案区别开来，即“埃文斯”一案中体外受精已经完成，所以埃文斯已经拥有了实现生育能力的初始机会。
二、服刑人员的生育权
2008年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迪克逊”案的原告之一就是正在监狱服刑的个人。无论是英国之前发生的“梅勒”案，还是现在的“迪克逊”案，其中一个核心的争议就是个人的生育权是否作为监禁带来的附随结果而丧失？这里的“个人”不仅指代服刑人员本身，还涵盖了他们的伴侣。[40]从表面上看，服刑人员的伴侣自然与其它自由的公民一样享有所有的基本权利，但涉及“生育权”的这些个案却凸现出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的复杂性。英国国内法院审理“梅勒”案时认为生育的权利或机会的丧失是“监禁的一个自然结果”。对法院的这一结论和法院从孩子的福利和平等对待男女囚犯这两个方面出发所阐述的判决理由，威廉姆斯（J. Williams）教授提出了质疑，认为明确否认服刑人员享有拥有孩子的权利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并且与英国的《监狱法》第四条相抵触。[41]英国国内法院在审理“迪克逊”案时继续遵循了“梅勒”案的法理。然而，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对“迪克逊”一案做出的终审判决推翻了原判，迪克逊夫妇最终获得胜诉。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在“迪克逊”案的判决中花费了很多笔墨详尽地说明了监禁的目的，并一直强调“个人在狱中仍然保留了公约上的权利”。[42]
大审判庭避免去区别政府拒绝向原告提供人工授精设施的决定为一个积极义务还是一个消极义务，而且认为这种分类与本案是无关的：因为无论是何种义务，关键的问题是该决定是否打破了维系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良好的平衡状态。[43]大审判庭驳回了英国政府为其制定的这个政策提出的所有辩护理由。首先，大审判庭驳回了“这是监禁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的说法。因为允许原告人工授精并没有牵涉到任何安全问题，或者向政府提出任何财政或管理上的要求。[44]其次，尽管维持公众对刑罚体系的信心是支持政府这项政策的一个正当理由，但是当今刑罚的一个主要目的“重塑”功能要求国家不能将服刑人员的权利置于一旁。[45]第三，未来的孩子的利益不能成为剥夺原告享有的《公约》第8条权利的正当理由，特别是本案的申请人之一已经重新获得自由。[46]大审判庭认可孩子的利益应该作为一个主要的相关原因，并且国家负有积极义务去保护孩子，但同时这些利益都不能阻止申请人尝试怀孕。[47]最后大审判庭的结论是，尽管英国政府的这项政策没有完全禁止服刑人员行使生育权，但该政策也不存在符合比例原则的空间，并且与《公约》第8条相抵触。
在美国也有与英国的“迪克逊”案相似的判例——“戈博尔诉希克曼”[48]案。原告戈博尔要被监禁111年，但夫妻二人决定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生育一个小孩，并且所有费用由原告自己承担。在审理此案时，第九巡回法院主要遵循了美国最高法院在“斯金纳”案[49]和“特纳”案[50]中做出的判决理由。在“斯金纳”案中，最高法院基于平等保护的理由宣告一部强制绝育的法律无效，理由是“生育对每个存在的个体及一个种族的延续都是最基本的”。[51]在“特纳”案中，最高法院的基本观点是“如果一项监狱规则侵犯了服刑人员的宪法权利，但这项规则合理地与正当的刑罚价值有关，那么这项立法就不能失效”。[52]于是，第九巡回法院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原告享有的宪法权利生育权是否被不合理地剥夺了。[53]法院首先需要审查监禁是否从根本上与生育相抵触。如果是，原告的诉讼理由就完全没有任何价值；[54]如果不是，法院就必须进一步审查减损服刑人员基本权利时所适用的监狱规则是否合理地关系到正当的刑罚价值。[55]第九巡回法院认为，后一个问题决定了这部监狱规则的合宪性。[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