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适用对象或者情节上的界定
我们认为，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应认真考虑缓起诉适用的范围，太小则使这项制度形同虚设，太大则容易招致公众质疑。同时，立法中应该回避“初犯”、“偶犯”这类不明确或者容易引起歧义的字眼。合理的方式是审视刑法与刑诉法的相关具体规定，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出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考虑：（1）未成年犯罪案件；（2）残疾人犯罪案件；（3）老年人犯罪案件；（4）正在怀孕、哺乳婴幼儿的妇女案件；（5）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案件；（6）被告人积极退赃、赔偿损失、与被害人达成谅解的案件。
我们所列的这些对象或者情节都是在法律上可以宽宥的。比如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自首、立功等案件，本身都是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也符合有关保护未成年人及残疾人的国际公约、条约；对老年人考虑从宽主要是源于《刑法修正案（八）》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经有所体现，一方面是老年人再犯的可能性较小；另一方面，如果不加区分把老年人关在监狱，可能会带来狱政管理方面的压力。
3．消极要件的规定
为了更好地适用缓起诉，可以考虑在新的刑事诉讼法或者相应司法解释中列举情形“排除”缓起诉的运用：（1）有可能被判重刑的犯罪嫌疑人，不能作为缓起诉的对象；（2）有前科、劣迹的犯罪嫌疑人，除非是未成年人可以适当考虑[2]，一般不能作为缓起诉的对象；（3）涉嫌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宜作为缓起诉的对象，其对抗社会的违法性意识往往较深；（4）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不宜作为缓起诉的对象，可以依据责任分担理论处理，从犯必要时可以考虑判处缓刑、管制直至定罪免责；（5）没有监管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不能作为缓起诉的对象[3]。
4.考验期适中及健全考察机制
缓起诉的考察期限应当适中，时间越长，心理压力越大，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也就越大，同时也增加检察机关的工作量；但是时间太短，又不足以对犯罪嫌疑人起到惩戒的作用和促其改过自新的效果。我们考虑放到6个月到2年比较合适，具体适用多长的考验期还需要综合衡量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年龄、改过自新的程度；被害人的态度；公众关注的程度及检控资源因素等。
考察的主体是检察机关，考察的内容是一些遵纪守法，履行特定的义务，履行与被害人达成的协议等。可以考虑缓刑、管制等方面的相应规定，新的《社区矫正法》出台后也可以尝试将其纳入矫正的范围，或者参照其具体规定进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