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依礼断案凡是以纲常名教为内涵的礼，称之为“礼教”。而以道德习俗为内涵的礼，称之为“礼俗”。依礼断案，就是以礼教的基本原则和公认的道德规范作为民事判决的依据。
现引陆县令嫁书依礼判决兄弟争产案判词为例：
“尔兄弟名仁而不克成仁，名义而不知为义，以祖宗之微产，伤手足之天良。兄藏万卷全无教弟之心，弟六科，竟有伤兄之意，古云：同田为富，分贝为贫。应羞析荆之田氏，宜学合被之姜公，过勿惮改，思之自明，如再不悔，按律治罪不殆。”[27]
此判词以手足之情为重，以仁义为针贬，借以激发其兄弟愧悔之心，消弥田产之争。
其三，判决、执行与上诉。民事判决称为“堂断”或“堂谕”，大多数是在当事人或监护人、调解人的呈状、保状以及表示悔过、服输、和解的甘结上，作出的批示。如：“甘结。具甘结人胡瑞今于与甘结事。依奉结得：武宽禀身赖伊耕毁豆子争吵一案，蒙恩审讯完结，身回家安分度日，再不敢争吵滋事，所具甘结是实。嘉庆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胡瑞(画押)批：准结。”[28]
在清代的民事诉讼档案中，经常看到如下的判决词：
“准，从宽免究销案，仍取两造遵允，送查。
钱已清楚，伤已平复，姑准从宽免究，准息销案。
既据吁恳求息，姑准免究销案。
既经处明，即取具遵允送案，以凭查销，勿违。
既经尔等理，两造均已允议，准，据票销案。
如结完案，倘有不符之处，定于重咎。”[29]等等。
凡属言词简约的判决，多为当堂口头宣告，无须公布和送达当事人，只有备案，留待上司查核。有些判词贴于照壁，以示判决的严肃性。民事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州县判决后，即可执行，既没有专门的执行机构，也没有专门的执行程序，而且无需通禀，或通详上级衙门。例如，田宅、钱债纠纷，于当堂交付钱款或文书契据，双方各自具交状、收状，领状存案，以免日后翻异。如不能当堂交付，在甘结中必须说明交付的具体时间，限期交付。
民事判决的当堂执行，是常见的有效执行方式，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者，要“带案讯究”，予以笞杖、监禁，以示执行判决的法律责任。如当事人不服州县判决，也可以逐级上控于府、道、省，直至京控，没有审级的限制，但严禁越级上控。
民事案件的上控，如系京控，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收呈之后，通常发回本省复审，并不送交刑部审理。《大清律例》规定：“至钱债细事，争控地亩，并无罪名可拟各案，仍照例听城坊及地方有司自行审断，毋得概行送部。”[30]至乾隆三十四年又定例：对于“其仅止户婚、田土细事，则将原呈发还，听其在地方官衙门告理，仍治以越诉之罪”，理由就是“外省州县小民，敢以户婚、田土细事来京控诉，必非安分之人，仅将原呈发还，无以示儆。……仍治以越诉之罪。”[31]
以上可见，诉讼程序简便，审判方式灵活，既严明州县官的司法责任，又赋予其审判上的权变。对于纯民事案件，按民事手段审结。民事附带刑事的综合性案件，其民事部分适用民事手段，其刑事部分适用刑事手段。如“知情受寄，诈匿财产者，杖一百”。[32]但是否责惩，刑责多少，仍由州县官掌握。有时刑责是象征性的，只是作为威胁手段，迫使当事人服从调解或判决。但如案件事涉人伦，严重侵犯了纲常礼教，则要动用刑罚。根据现有的民事案例，即便在处刑的同时，对双方当事人争执的民事部分，仍采用民事手段解决，加笞之后，仍令补偿损失。认为民事案件均采用刑罚手段解决是以一概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特别是忽视了刑责往往是针对民事案件所附带的刑事部分。
由于民事诉讼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州县官拥有较大的权宜之权，因此清朝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监督机制。《大清律例》规定：“各省、州、县及有刑名之厅、卫等官，将每月自理案件作何审断与准理、拘提、完结之月、日逐件登记，按月造册，申送该府、道、司、抚、督查考。”“其有隐漏、装饰……轻则记过，重则题参。如该地方官自理词讼，有任意拖延使民朝夕听候，以致废时失业，牵连无辜，小事累及妇女，甚至卖妻鬻子者，该管上司即行题参。若上司徇庇不参，或被人首告，或被科道纠参，将该管各上司一并交与该部从重议处。”[33]
五、简短的结论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这种观点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作者的视野，未能得出符合中国法制历史实际的结论，是不足怪的。其实，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只有一种法律———刑法，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法律调整方式的多样性，如果只存在罪与罚的刑法，那样的社会关系岂不是太简单了？那样的社会还能存在吗？作为调整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的民事法律，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
可见否认中国存在民法的认识，不仅有悖于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也完全违反了法理学的基本观点。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发达很早，无论立法与司法，都在相当长的时间居于世界的先列，除刑法发达外，行政法律、民事法律、诉讼法律也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不能以有无一部法典来概括一种部门法的有无，中国的法律体系及其形成过程，有其特殊的路径和本土化的渊源，有些不能用西方的法律发展的模式来要求，更不能用近现代的民法观点去衡量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重要的是，深入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进行细致的研究，然后再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