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可见，中国古代的债法发展到清朝，无论规范的内容还是原则，都已相当完备。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确有“良贱”之分，位列“贱籍”者，以其身份的特殊，无立约资格，但位列贱籍的，在整个社会构成中所占比重极小，而位列良籍者，则包含绝大部分的社会构成，如官僚地主、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兵丁等等，凡位列良籍者，如相互缔约，权利义务是平等的，意志是自由的，这是法律所保障的。
(三)婚姻继承受宗法支配
除国家制定法外，家法族规对婚姻继承也有相关规定。在宗族法中，有关婚姻、继承方面的规定，占有较大比重，这是和宗族法的性质分不开的。
关于婚姻缔结。严禁族内通婚，这是不可动摇的宗法原则，通过异姓联姻以扩大本宗族的力量。关于婚龄，各族将流行于该地的习惯引入宗族法，一般男二十，女十六(各地不一)可以
婚嫁。
婚姻关系的成立与解除，与国家法律的规定一致，但对出妻，有的宗族法规定要经过族长公议，以示有所限制。
在家法族规中，规范夫妻行为，调整家庭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例如，清江南太平县馆田李氏家法“宜室家第三”便有如下规定：“夫妇乃人道之始，万化之基也，相敬如宾，岂容反目。虽夫为妻纲，固当从夫之命，然妻言有理，亦当从其劝谏；如妇人骄悍而挟制其夫，牝鸡司晨，为家之害，当严戒之。戒之不从，有恶行，出之可也。若娶妾，为生子计也。有子不得擅娶。若妻不容妾，其罪在妻，无子与妒均当去。宠妾凌妻，其罪在夫，当以失叙论罚。妾若泼悍无状，当废之。”[20]
在继承方面：宗祧继承按嫡长子、嫡长孙、嫡次孙、庶长子、庶长孙、庶次子、庶次孙，依次承继。如无嫡庶子孙，无法继承，可以选择族中昭穆相当之人立继，这些都和国法完全一致。除宗祧继承外，财产继承基本上实行诸子均分制，已出嫁之女，不得回父家继承财产。
(四)民事案件有特定的诉讼程序
早在《周礼》中便表现了民刑诉讼的区分。《周礼·秋官·大司寇》载：“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郑玄注云：“讼为以财货相告者”，即以财货相争的民事案件。《周礼·秋官·乡士》又云：“辩其狱讼。”疏曰：“辩，别也。狱为争罪，讼为争财。”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至清代已形成一整套不同于刑事诉讼的民事诉讼制度。
其一，诉讼管辖。
根据清律，一般主体的普通民事案件，均由事犯地方的州县衙门受理。《大清律例·刑律·诉讼·越诉》附例规定：“户婚、田土、钱债、斗殴、赌博等细事，即于事犯地方告理，不得于原告所住之州县呈告。”此条例为雍正六年(1728年)订立，其强调之点为“于事犯地方告理”，以便于查明事实，收集证据，迅速结案。而刑事案件一般采取原告就被告的原则，不由事犯地方州县管辖。直省客商在异地经商所发生的钱债纠纷，也“止许于所在官司陈告，提问发落。”原被告处于两处州县的民事案件，采取“听原告就被论(本管)官司告理归结”的刑事诉讼原则，不另做规定，但“(其各该官司自分彼此，或受人财)推故不受理者，罪亦如之。(如上所告)事情轻重，及受财枉法，从重论。”[21]
如旗民之间发生争控户口、田房案件，旗人由各本旗具呈，民人由该地方官具呈。如该管官审断不公及实有屈抑，而该管官不接呈词者，许其赴部控诉，亦有事系必须送部者，该管官查取确供确据，叙明两造可疑情节，送部查办。[22]为了集中办理旗民之间的诉讼，户部专设现审处，“掌听旗民之事。”[23]
其二，审理。
凡告田园、房屋、坟墓、钱、债、婚姻、承继、行帐等事，均需交验粘连契券、绘图、注说、婚阄书、行单等。不仅如此，土地纠纷案，要求有地邻；债务纠纷案，要求有中保；婚姻纠纷案，要求有媒证，反映了书证在民事诉讼中的重要价值。
民事案件一般可以调处结案，刑事案件除轻微刑事案件外，不得采用调处结案。
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与刑事诉讼案件所要求的必须依律例断结不同，有律例者依律例(根据清代档案依律例断案的比重是较大的)。无律例者，州县官有权选择适当的民事法律渊源断结。在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中国，存在着复杂多样的习惯，如宗族习惯、村落习惯、行会习惯、行业习惯、少数民族习惯、宗教寺院习惯和秘密社会习惯等等。在这些习惯中，经国家认可，发挥着特殊的社会调整作用，是民事法律渊源的重要形式。例如，《清会典》明确规定，西藏“番民犯罪，仍依其俗论罪，按罪名轻重，以定纳赎多寡，译写定例存驻藏大臣处。凡罪经协尔帮郎仔辖噶布伦剖断后，皆呈驻藏大臣核定。”[24]如依情理断案。在民事诉讼中“依情理断案”也不乏见。
例一，《吴中判牍》所载兄弟析产案：该家有七子，其母死后长子将遗产独占，余子告到官府。按律应判七子均分，但知府蒯子范为了照顾二、三房寡嫂守志，遂将遗产先分为七份，长房分得七份之一，其余并为二份，一份由四、五、六、七房兄弟均分，一份归二、三房寡嫂。并判曰：“阿兄不道，难应将伯之呼；群季皆贤，尚有援嫂之意。本县用是嘉尚，而于权(四子名)等有厚望矣。”[25]这里，情重于法，司法判决与道德舆论的褒贬相合，其社会效果超过了简单的依法判决。
例二，于县令成龙对江、沈二家因小儿戏嬉发生争吵，告官。依理判决如下：“尔(指江姓)与对门沈寡妇宗氏，以小儿争之微衅，竟欲借此酿成大狱，以破其产，以耗其家，尔何不仁之甚耶!古人十千买树，十万卜邻。即尔理尽直，彼理尽曲，区区小事，亦不应涉讼。况彼为寡妇，尔则丈夫。”“沈宗氏茹苦含辛，抚孤守节，尔一堂堂男子为之邻者，允宜敬其志，钦其节，周恤其不足，原谅其不及”，“如尔子果有伤者，着即日于三日内抬县检验，由本县出资代为调治，不得犯沈宗氏一草一木，更不得需索沈宗氏一丝一粟。如无伤者，从此了事。”[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