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私约者当律令”则是现实社会中民间契约合法性的反映，不是宗教话语。
自唐以迄宋、元，契约中多有“两共对面平章”、“两和立契”之语，表明契约的订立经过了平等协商与意志的自由表达。唐《杂令》中明确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意为只要无“违法积利，契外掣夺”等情，官府不介入私约的订立。
在清代的契约中更以“两厢情愿”的浅显文字表述签约双方的状态，而且多于契约后附相关法律，以示依法。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山阴县孙茂芳叔侄卖田官契》即附有通行的《条约五款》：{3}(P1466-1467)
“(一)绝卖者不用此契，止作戤当；戤当者若用此契，竟作绝卖。
(二)契不许请人代写，如卖主一字不识，止许嫡亲兄弟子侄代写。
(三)成交时即投税。该房查明卖主户册，号下注明某年月日卖某人讫。
(四)由帖不许借人戤当，如违者不准告照。
(五)买产即便起业，勿许旧主仍佃，以杜影骗。”
又如，嘉庆六年(1801年)《山阴县高兆原兄弟卖田官契》后附以下条款：{3}(P1308)
“(一)凡用此契者，竟作绝卖。
(二)卖主不识字者，许兄弟子侄代书。
(三)成交后即粘契尾于后，验明推收。如违治罚。
(四)契内如有添注涂抹字样者，作捏造论。
(五)房屋间架仍载明空处。
(六)典戤用此契者，须注明年限回赎字样。如不注者，仍作绝卖。”
宋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契约形式开始多样化，在买卖契约中出现了红、白契之分。凡加盖官印之契称为“红契”，表示国家确认，不加盖官印之契即民间私约称为“白契”，官府亦承认其合法性，但红契的举证效力高于白契。经过官府验契收税称为税契，税契是剖决纠纷的重要依据。南宋淳佑二年(1242年)颁发敕令：战后旷土，“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随即归还。其有违戾，许民越诉。重罪之。”
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财产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使得私人之间订立契约关系，已成为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现象。它所调整的内容十分广泛，买地、租房、雇工、合伙、婚娶、信贷，无一不以契约作为凭证，以表示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或解除、权利的取得或丧失。尤其是以土地为标的物的土地买卖、典当、租佃等等，都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订立契约。人们对借助契约来体现和证实自己权利的重要作用，已有充分的认识。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官府才认定“民间执业，全以契券为凭……盖有契斯有业，失契即失业也。”[19]
随着契约关系的发展，订立契约的程式也不断规范化，如订立契约须采用官版契纸按其格式书写，以保证契约格式的统一和防止发生伪契。据《写契投税章程》规定：“民间嗣后买卖田房，必须用司印官纸写契。违者作为私契，官不为据。”“民间嗣后买卖田房，如不用司印官纸写契，设遇旧业东、亲族人等告发，验明原契年月，系在新章以后，并非司印官纸，即将私契涂销作废；仍命改写官纸，并照例追契价一半入官。”{3}(P1249)
清代仍有红契、白契之分，买卖田宅经过税契过割，在契纸上加盖官府红印称为红契，具有较强的法律效力。但民间田宅交易往往不用官版契纸，也不向官府投印税契，这种契纸称为白契。白契虽为法律所不允许，但却是屡禁不止。白契在确立、变更和解除民事关系方面的效力，与红契并无二致，所不同者，白契的举证效力远不如红契。雍正朝曾明确规定：回赎典卖旗地，红契典卖者全价赎回，白契典卖者半价或不给价。表明国家对红契和白契所确认的所有权关系的不同态度。
在奴婢买卖中，红契与白契的差别不仅限于举证效力的不同，也关系到奴婢的身份。乾隆以前，白契所买奴仆视同雇工，除年限久远者外，允许赎身。而红契所买奴婢的社会地位，较之白契所买奴婢尤为低下，其所生子孙永远为奴。正因为依红白契所买奴婢的地位有所差别，一旦有犯，官府也要区别量刑。
白契不限于买卖土地、田宅、奴婢，也适用于租赁、借贷、雇佣、典雇妻女等契约关系。清代，对债权的担保，也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而较为完善。现存清代契约中所反映的债的担保，主要是财产担保，即以财产作抵押。在债务履行期满之前，作为抵押物的不动产，仍由债务人占有、使用和收益，未经债权人同意不能处分。但债务期限届满后，仍不能偿还者，即以抵押物抵还。例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休宁县项福生借银文约》{3}(P1569)中写明：如到期不能偿还所借银钱，即“将窝下田乙丘二亩七分抵还不误。”
为了保证契约的履行，签订契约时需要负有连带责任的第三人，即“中人”附署。中人在买卖契约中起着介绍引见、说合交易、议定价金的作用。而在借贷、租赁契约中，中人不仅仅是介绍引见，而且还对义务人有督促的责任，以保证契约的履行。如义务人无法履行义务，中人则负有代为履行义务的连带责任。例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北京正黄旗那兰泰转典房白契》{3}(P1509)中，即注明保人须负连带责任：“北京如有亲族人争竞，来路不明，拖欠官银，重复典卖，有中保人一面承管。”除此之外，签约后，如一方当事人反悔，则应承担违约责任，将价金的二分之一，交给官府，作为对违约方的惩罚。现存的许多契约中都有违约担保的内容。例如，顺治十一年(1654年)《大兴县王家栋卖房官契》{3}(P1144)中言明：“自卖之后，倘有亲族人等并满汉争竞者，有卖主一面承管，两家情愿，各无返悔。如有先悔之人，甘罚白米五石入官公用。”又如，雍正元年(1723年)《大兴王景伊转典房官契》{3}(P1501)也载有“两家情愿，各无返悔。如有先悔之人，甘罚契内银一半入官公用”的内容。
契约的签名，在清代也已规范化。法律规定家内财产，由父母行使财产处分权。父母俱在时由父亲签名，父亡母在由母子同时签名。例如，乾隆二年(1737年)《镇洋县潘门薛氏母子杜绝田文契》{3}(P1232-1233)，后署“立杜绝田契潘门薛氏，同男凤观。”在兄弟叔侄同居共财的情况下，出卖田宅，则由兄弟或叔侄共同在契约上签名。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休宁县王阿郑等卖山红契》{3}(P1222)，叔侄共同署名：“立卖契约王阿郑(押)，同侄王鼎旭(押)。”雍正六年(1728年)《休宁县吴尔仁等卖山红契》{3}(P1210-1211)兄弟共同署名：“立卖契人吴尔仁(押)，同弟吴伯先(押)、吴子敬(押)、吴廷侯(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