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乡规民约
流行于社会基层的乡规民约大多含有民事法律内容。现存的清代地方护林议约与保护青苗的各种乡规中，以保护山林、维护农业生产为主要内容。此外，对于水、道路、村庙等公有财产均加以保护，禁止村落以外之人侵犯。
乡规民约与村民乃至村落的利益密切相关，无论在遵守或执行上都具有相当的主动性、自觉性。村民也只有在承担乡规民约所规定的义务时，才可能得到某种利益上的回报。
3.家法、族规
家法族规是适用于宗族、家族内部、调整族属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中国自古以来便盛行聚族而居的传统，大家族分别制定家法族规，由族长掌握施行。家法族规中的民事部分，主要表现为：
其一，确认宗族成员的身份与行为能力根据现有的宗族法的规定：生子三日要告于宗长，取得本宗族籍。满月要行抱见礼，即抱之见于祖庙和宗长。非婚生子女不得入族籍。男性宗族成员年满十六岁，即可参与宗族大事的讨论和宗族之长的选举。这个年龄与国家制定法上的“丁年”是一致的，表示年届十六岁即获得民事上的行为能力。
其二，调整宗族内部的财产关系宗族法立足于宗族共同体的利益，往往限制族人对私产的处分权。如劝阻典卖田产。若买卖田产，亲族有优先权，先房亲、本族，后外人，以使产不出族，田不外流。即使兄弟析产也须鸣族立约，按规定析产程序，始足为凭。尤其是重点保护宗族公产，这和国家法律的规定是一致的。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定例：“凡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其盗卖历久宗祠，一间以下杖七十，每三间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以上。”[18]地方官在受理此类案件时，一般是迅速决断的。例如，道光朝，太湖水利同知刘鸿翱撰写的《杜盗祭款立碣记》中明白昭示：“丙戌(道光六年)，余分守来此，甫下车，即有(洞庭)西山沈氏盗卖祭田一案，立予惩责，追还原物，并给示两山祀堂。”
此外，族人中如发生田土、钱债等项民事争执，须先禀告族长，听凭“公同理论”，如无结果，始准告官审理。
4.礼俗
调整尊卑伦常秩序的礼由来已久，深入到民间称为礼俗。其对民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作用不断加强。无论户婚、田土、债务、继承多与尊卑血缘相关，因此必定要受到礼的规范与调整。
依礼调整民事行为，剖解民事纠纷，被看作是优于单纯的依法裁决。在大量的案例档案中，依礼断决并不乏见，许多民事纠纷在经官之前，往往通过各种渠道调处了结，在调处中法、礼、情是兼用的。
需要指出的是，以差等为基本特征的礼，与近现代平等、等价、有偿的民法原则是矛盾的，其所以能够调整民事法律关系，就在于以伦理纲常名教为集中代表的礼，是适用于任何等级、任何地区，具有共同的约束力，被赋予民事一般法的性质；同一等级之内的成员，平等地遵守适用于本等级的礼，从而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原则。可见，礼的基本精神既调整着纵向的不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又调整着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的关系，使差别原则与共同原则既矛盾又统一。
在多种民事法律渊源之间，首先具有相通互补的一致性。由于国家制定法所规定的民事法律部分，主要是服制、户籍、所有权、债权、婚姻、家庭和继承等，而且较为原则，不可能涵盖某些特殊地区、特殊部门的民事法律关系，从而给习惯法的调整留下了相当宽广的空间。例如，对于村社公共财产、族产的产权认定和继承，以及财产关系的纠纷，习惯法不仅能有效地进行调整，而且容易为民众所接受。此外，对于流行于不同地区的复杂的婚姻关系、继承关系的调整，习惯法更能发挥特殊的作用。这是因为习惯法具有属人、属地的特性，而且反映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浓厚的亲情、乡情，所以在适用上，较之国家制定法更富有针对性，其效果往往是国家制定法所不及的。
以上说明，各种民法渊源在协调国、家、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中，各展所长，共同为用，弥补了民事制定法的缺失。
然而复杂而又不统一的各种民法渊源，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之处，如，少数民族中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婚姻习惯，虽然与制定法和儒家礼教相违背，但却是悠久的习俗，不得不予以确认。又如，《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同姓为婚”条规定：“凡同姓为婚者(主婚与男女)各杖六十，离异(妇女归宗，财礼入官)。”这是根据传统的宗法礼制制定的。但是山西、安徽、陕西、直隶、甘肃、湖北等省所辖县份中都流行同姓为婚的习惯，为制定法所难禁，以至迫使官府认可其合法。与此相类似的，《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尊卑为婚”条：“若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也迫于民间习惯禁而不止，最后在附例中不得不规定：“其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听从民便。”
清朝对于与国法相抵触的民间习惯法，经常明令改正，消弥二者之间的冲突。如，《塔景亭案牍》卷二《通告》中，“独子两祧本有定制”条云：“兄弟之子犹子也，兼祧之法，正以见手足之亲。查律例附纂通行内称乾隆四十八年钦奉特旨准以独子兼承两房宗祧。所以补古礼之缺，济人道之穷，诚千古以来未有之令典等语，是一子兼两房，国家本有定例，三房共一子，祖训犹有明文。”因此对于“近来民间祠规，乃有独子不得兼祧之说”，无疑是“离爱情，启争端，违国宪，非所以亲亲也”，而应服从于国家的定制。
(二)契约关系体现平等、自由、依法的原则
西周晚期的铜器铭文，已经显示了民间私约的广泛性与合法性。东汉时出土的砖铭中多有“有私约者当律令”的铭文，如《建宁元年马莂砖铭》：“兄弟九人，从山公买山一丘于五风里，葬父马卫将，直钱六十万，即日交毕，建宁元年正月合莂大吉，左，有私约者当律令。”{2}(P199)此铭文清楚地交待了私约的内容，如立券人与受益人，冢地的所在地、价钱以及交易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