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封建盛世，文物典章莫备于唐，民事法律观念得到进一步充实，并以立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多见于《名律例》、《户婚律》、《厩库律》、《诈伪律》、《杂律》及户令、田令、关市令、当代法学厩牧令、杂令、服制令、丧葬令及各种相关的格、式、诏、敕。除此之外，礼也被唐人认为是重要的民事法律渊源，从贞观朝起对礼不断进行增损修改，至开元朝颁布《开元礼》，“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小有损益，不能过也。”礼涉及民事方面的有祭祀、册封、仪仗、丧葬、婚姻、家庭、继承、买卖等。而从现存的大量分家、放良、放妻、遗嘱等契约文书中可以发现，惯例不仅是民事法律渊源之一，而且其应用程度与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唐后期民事法律发展的一个特点。这和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立法渐趋停顿的形势不无关系。唐朝在民事权利主体方面，严格区分良贱身份的界限不许逾越。奴婢隶属主人，无户籍，完全失去独立人格，成为一种物品。所谓“奴婢贱人，律比畜产”，[1]“奴婢同于资财”，《唐律疏议》规定：“诸监临主守，以官奴婢及畜产私自借，若借人及借之者，笞五十；计庸重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驿驴，加一等。”[2]
对于所有权的取得，唐律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了明确区分。有些物品实行先占原则。《唐律疏议·贼盗律》规定：“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疏议曰：“‘山野之物''，谓草、木、药、石之类，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积累，而辄取者；’各以盗论‘，谓各准积聚之处时价计赃，依盗法科罪。”
此外，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与本主中分，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不分，坐赃论减三等。对于阑遗物与漂流物的所有权归宿，唐律规定如下：“诸得阑遗物，皆送随近县，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两京巡察，得者送金吾卫。所得之物，皆悬于门外，有主识认者，检验记，责保还之。虽未有案记，但证据灼然可验者，亦准此。其经三十日，无主识此者，收掌，仍录物色目，榜村坊门，经一周年无人认者，没官录账，申省听处分。没入之后，物犹见在，主来识认，证据分明者，还之。”[3]“诸官私阑遗马、駞、骡、牛、驴、羊等，直有官印，更无私记者，送官牧。若无官印及虽有官印复有私记者，经一年无主识认，即印入官，勿破本印，并送随近牧，别群牧放。若有失杂畜者，令赴牧识认，检实印作’还‘字付主。其诸州镇等所得阑遗畜，亦仰当界内访主，若经二季无主认，并当处出卖。先卖充传驿，得价入官。后有主识认，勘当知实，还其价。”[4]
“诸公私竹木，为瀑水漂失，有能接得者，并积于岸上，明立标版，于随近官司申牒，有主识认者，江河五分赏二分，余水五分赏一分，限三十日，无主认者，入所得人。”[5]唐代与农业社会和家族主义思想相关的典权亦有所发展，但受均田制的限制，口分田所有权在国家，一般禁止以口分田出典，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田令：“诸田不得贴赁及质，违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者，皆不在禁限。”⑥均田制废弛后，土地流转已成事实，土地出典不可阻挡，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敕令强调：“应天下典人庄田园店，便合祗承户税。本主赎日，不得更引令式，依私契征理以组织贫人。”意为典人庄田者应承担原主的户税，承认了庄田出典的合法性。除土地外，庄宅、园林、店铺、碾硙等不动产出典是不受限制的。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再次下敕，对庄宅等“一任贴典货卖。”[7]
典权的设立，要求制作文书，并须有官人、牙人、业主、四邻同署文契[8]，否则无效。典权的期限最长为30年，过30年不予保护。[9]
唐代私有经济和城市商业都进入了新的阶段，与此相适应民事上债的关系迅速发展，出现买卖、租赁、借贷、雇佣、质押等各种形式的契约。唐律中已有若干调整债务关系的条文。如在借贷契约中规定月利息率，不得过三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取息过律被视为“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因此从汉代起便列为一种罪名。但如“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二等。各令备偿。”律疏曰：“负债者，谓非出举之物，依令合理者；或欠负公私财物，乃违约乖期不偿者……三十匹加二等，谓负三十匹物，违二十日笞四十，百日不偿，合杖八十。百匹又加三等，谓负百匹之物，违契满二十日，杖七十，百日不偿，合徒一年。”债的担保亦较为盛行。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规定，“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以私契，官不为理……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如“负债者逃亡，保人代偿。”[10]
私债虽然是私人行为，但必然涉及当事人双方之间、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害关系，所以官府进行必要的干预，《唐律疏议·杂律》“负债强牵财物”条规定：“诸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律疏曰：“谓公私债负，违契不偿，应牵挈者，皆告官司听断。若不告官司而强牵掣财物，若奴婢、畜产，过本契者，坐赃论。”唐代凡买卖田地房宅、奴婢、牛马等必须立契，称为“市券”。《唐六典·太府寺·京都诸市令》规定：“凡卖买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唐律疏议·杂律》规定：“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市如法，违者笞四十。”疏议曰“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若有病欺，不受悔者，亦笞四十”，即买卖已讫，而市司不时过券者，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主管官吏不验证契券，也要负法律责任。
在买卖契约中，卖主的担保责任进一步法律化。一为瑕疵担保，《唐律·杂律》规定：“(买奴婢、马牛、骡驴)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二为违约担保，唐文书中载有“若先悔者，出绢五匹。”租佃契约虽不如买卖契约发展，但仍见于文献记载和实物凭证。如吐鲁番文书中发现隋大业年间的租佃契约，以及唐高宗龙朔三年与武则天天授二年的两件租佃契约，表明尽管在隋唐均田制下，民间仍然存在着租佃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