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当代中国，能动司法的内涵与西方国家司法能动主义的内涵是大相径庭的。当代中国能动司法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要求，运用政策考量、利益衡平、柔性司法等司法方式履行司法审判职能的服务型司法；分析研判形势，回应社会需求，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型司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提前应对，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高效型司法。
（二）能动司法的定位。在晚近西方国家的司法
实践中，司法能动主义已经浸透和延伸至司法审查之外的其他司法活动之中，并由此使司法能动主义成为西方国家司法的重要特征[14]。但是，这种司法能动主义，乃是法官个体意义上的司法能动主义，是每个法官对司法裁判理念和方式的选择，而不是整个司法系统的基本指导原则。由于每个法官的价值取向、政策立场、司法观点、职业背景诸方面的差异，体现司法能动主义的判决则可能存在差异，甚至不同法官、同一法官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类问题的判断亦是迥然相异的。而在当代中国，能动司法是人民法院和法官的一种司法理念、司法功能、司法方法和司法效果，进而成为人民法院和法官司法活动的基本取向。
首先，能动司法构成了我国司法哲学的基本理念。能动司法这一概念，回答了司法是什么以及如何进行司法的问题，亦即司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从而构成了我国司法哲学的基本理念。回顾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司法实践，不难发现，人民法院司法理念的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公正与效率”突出了人民司法的法治性，“公正司法、一心为
民”既突出了法治性又突出了人民性，“三个至上”则体现了人民司法政治性、法律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能动司法理念要求人民法院在坚持公正与效率的法治性的基础之上，更好地体现人民司法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因而，它与人民法院既往的司法理念是并行不悖、一以贯之的，是对人民法院司法理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绝不是人民法院的应时性口号，而是人民法院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司法理念。
其次，能动司法明确了我国司法功能的基本定位。能动司法要求司法应当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积极主动地回应司法的社会需求，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而不是一味地机械司法，就案办案，回避司法应当承担的政治与社会责任。综观人民司法实践的历史与现实，司法的目的和任务都是为我们党不同历史时期所确立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标服务的。在现阶段，人民司法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服务。人民法院必须根据自身的职能特点，找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结合点和着力点，正确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司法能动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再次，能动司法揭示了我国司法运行的基本方式。一般认为，被动性和中立性是司法的重要特征。如何理解司法的被动性和中立性，持司法克制立场的人往往认为，司法权的行使应当坚持绝对被动，法院和法官应当被动地执行法律，严谨地按照法律意志办事，无需也不必主动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司法需求；司法权的行使应当坚持绝对中立，法院和法官是超然于诉讼各方之上的消极、中立的仲裁者，主要任务是对各方当事人的主张及证据进行评判和取舍，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为当事人去做其他事情。能动司法并不否认司法被动性、中立性的特征，但是对司法被动性、中立性的程度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把握。在能动司法的语境下，司法的被动性主要是指司法权自启动开始的整个过程中一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行为和申请内容进行裁判，而不能主动启动司法程序或未经同意擅自变更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司法的中立性主要是指法院和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不偏不倚，不带有个人偏见，平等地对待案件当事人，居间定纷止争，裁判案件。我们并不主张人民法院和法官超越法定职责去受理案件，违背法律规定去裁判案件，把应当通过其他社会控制力量解决的纠纷纳入司法渠道，而是主张人民法院和法官在不与法律原则、法律规定冲突的前提下，通过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合理解释法律规则、灵活采取司法措施、司法资源的社会共享等方式，去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要求，推动社会治理的健全和完善。我们也并不主张人民法院和法官在司法活动中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甚至代替当事人履行举证责任，处分诉讼利益，而是主张人民法院和法官通过正确行使诉讼指导权和释明权，加强对诉讼过程的必要干预，合理平衡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促进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相对于司法克制所要求的司法运行方式的绝对被动和绝对中立而言，能动司法则体现了司法运行方式的适度主动和适度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