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结论笔者在一起婚内财产分析案中得到证实：在案件中，因妻陈志芳担心夫陈步周挥霍无度，败家破产，以至于母女生活无计，特请求将联合财产改为分别财产。法院认为：“只可诉请给付赡养费费用，而不得据为分产之原因。”{11}按照《亲属法》的规定，联合财产制是以妻之财产，除法定特有财产外，与夫之财产并合，管理、使用、收益之权属于夫，但妻对于原有财产，仍保有其所有权；分别财产制是夫妻之财产，各别独立，不因结婚而受任何影响，妻之财产，管理、使用、收益权都属于自己，而不属于夫。要想变法定的联合财产制为分别财产制，或妻子要想收回自己财产的所有权，必须是“夫妻之一方依法应给付家庭生活费用而不给付时”。而且，变联合财产为分别财产，不等于平分家庭财产。即便是收回联合财产中本属妻所有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对于夫之财产以及产权不明推定为夫之所有的财产，妻根本不可取得如夫一样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更别说是所有权。即便是夫挥霍无度，妻也只能听之任之。惟一可行的方案，就是按照最高法院的示下“只可诉请给付赡养费费用”才为明智之举。
在夫妻财产制中，丈夫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权利，那就是处分权。“联合财产属于夫的部分，夫以所有人之资格的自行处分之。民法以此为当然之事，惟就夫之处理妻的原产，规定应得妻之同意，但为管理上所必要之处分，不在此限(民法一0二0条一项)”{3}(P．356)。也就是说基于管理的财产处置，是不必经妻同意就可以行使。但是，对于夫的财产，妻则没有处分权，只有在夫不在的时候，有部分日常家务管理权。夫妻之间，并不是作为共同体存在，而仅仅是夫作为妻的代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称为没有限制的全权代理。
当然，夫妻财产制之下，丈夫对于妻子的财产不仅体现为一种积极财产的占有权，也包括替妻子清偿债务，包括妻子继承所得债务。所以，对于已婚女性来说，遗产继承权，也可以说夫权之下的财产继承权，妻子继承所得的遗产，会被丈夫的财产权所吸收，由丈夫全权负责。
四、对近代女子财产继承权的反思
从以上分析来看，废除宗本位，取消了男性继承的限定，给了女子财产继承权一种可能，但是依然承认立嗣合法，又限制女子财产继承权；代以家本位，使得女性权利淹没在传统的家长权力之中；因此在夫妻财产制之下，妻子的财产权实际上是被夫权所吸收。
从财产继承权属性来看，继承以财产为标的，如果继承所得财产并不为继承人所真实所有(包括占有、使用、处分及收益)，那么近代确立的女子财产继承权，仅仅是一种继承身份的合法性，是一种身份权利，而非财产权利。这一点，在立法当局，也是很明确的。因为在1926年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明确规定的就是“女子财产继承权”，而非女性应有财产权。“女子应有财产权和承继权”仅是获得通过的“妇女运动适用的口号”[10]。但是财产权利与人格权利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新文化运动时期，娜拉曾经是女性寻求自由的一个标志性人物，鲁迅曾在《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一文中提到，娜拉出走除了饿死之外，无非有两种结局：一是堕落；二是回家。因为娜拉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谋生能力。鲁迅认为“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11]有现代学者更将财产权利提升为：无财产无人格。[12]一场看似胜利的法律革命，只不过是一场障眼法，用身份权利掩盖了财产权利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