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采取何种主义，立法当局认为“个人主义与家属主义之在今日，孰得孰失，固尚有研究之余地，而我国家庭制度，为数千年来社会组织之基础，一旦欲根本推翻之，恐窒碍难行，或影响社会太甚”{4}(P．786－787)。
家属主义与个人主义之争，一个重要的论点便是家属主义是否助长了人民依赖之心。坚持个人主义列举了中国不适合家属主义的三大理由：“家人在共同生活之下，养成依赖性，长游惰之风，阻上进之路，减少生产，增加消费，此及于经济上之恶影响也；重家轻国，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此及于政治上之恶影响也；集素昧生平，情感违异之人，强相结合于一室，变起萧墙，纠纷莫解，此及于社会上之恶影响也。”{5}坚持家属主义的一派认为“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产物，但是“西方依赖他人之心思甚少之原因，实由工商业发达，人人皆有自食其力之路，至国家救济，贫民保险制度，均极发达，故人民自无须依赖他人”{1}(P．817)。而个人主义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矧自农业经济论之，耕作单位之小家庭，于种种方面实优于个人主义耶。以我地大物博，今后政策亦必重农。则对于大多数农民，生活基本上家庭尚不宜破坏也。”而且采用家属主义，并不是为了保护家长权利，实际上是家长忍辱负重，因为“我国家制以男系的家庭制度而兼个人主义之精神，家长权与亲权、夫权并立其特色也。家长对于家属生计、教育职业之筹书、及未成年人无能力人之保护，皆负全责。俗语喻以为子女作为马牛者，盖几乎只有义务而无权利。此人伦道德，涵濡已深之所致也。”{6}法学界一场理论论战，终以家属主义为胜而告终。
家制对于女子财产继承权的影响，在于家长对于家产的管理。根据旧律，家长的权利之一就是“管理家产，子弟不得私有其财产，而当总摄于一家：故一切之所有，皆为家财”。立法院民事起草委员会在《民事亲属继承起草说明书》中阐明设置家制是仿效瑞士民法{1}(P．643)，但“瑞士之家制，纯为家产而设，故不标题曰家，而曰家属的共同生活，家长之权义，仅及于家产而止。是即所谓家长者，即为管理家产之人，所谓家属者，即为对于家产应受家长处分之人。”{7}在民国时期历次草案中，只有1926年草案设定家产内容，其他草案均无涉猎。当立法出现空白，根据“法无禁止即为自由”的权利推定原则，家长对于子女乃至家属的家产依然享有管理权。
家制之设定以共同生活为本位，社会组织以家为单位。家制之下，家庭内部成员必然听命于家长，男人之间的平等都不是一件易事，男女平等更是缺乏体系上的完整性。女子财产继承权虽然于法有据，但在家制之下，根据家属主义原则，对外主体不独立，对内其人格被家长所吸收，其继承所得之财产，并不会掌控在自己手里。
二、司法解释之下的女子财产继承权
《妇女运动决议案》通过之后，该决议案在广州政府时期曾作为辖内各省诉讼的准据予以实施，武汉政府期间还出台过具体的议案和解释，到了南京政府和宁汉合流之后，南京方面的保守立场却逐步占了上风，开始严格限制妇女继承权。[5]特别是女性婚姻状态，成为女性能否继承父家财产的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