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律变革之始的《大清民律草案》，对于宗祧继承的存废是闪烁其词的。[2]虽然在立法草案说明中提到“虽取家属主义，须宗自为宗，家自为家”{1}(P．817)，但也说明“所谓继承之身分权者，礼制所乖，毋容混淆”{1}(P．924)，对于女性继承依然严格限制。虽然，《大清民律草案》将妻的继承顺序排在直系尊亲属之前，“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得承其夫应继之分为继承人”，“若其妇独能守志，则其应继之分应归其妇”，但“后族中苟有可嗣之人，仍可立嗣”{1}(P．948)。从这一点来看，寡妇继承所得财产只不过是暂为家族存留，因为立嗣是寡妇不能拒绝的行为，[3]其财产终必为嗣子所有，而且再嫁也不能随其转移。另一方面，《大清民律草案》将妻设置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即便其夫去世，也还是仍在家长的监护之下。而亲女继承，只能发生在户绝，即同宗无可继之人之时，条件之苛刻，有等同于无。可见遗产继承，无论是“妇人”，还是“亲女”，都掣制于宗祧继承。
19[[15]]年法律编查会和1926年修订法律馆的《民律继承编草案》都对宗祧继承明确加以规定。1928年《继承法草案》修订时，尽管草案中依然可见嫡子、嗣子之词，但明确废除了宗祧继承制度。因为在该草案修订时，《妇女运动决议案》已获通过，男女平等以及女子继承权已成为法定原则。1930年立法委员会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审查的《亲属法继承法立法原则》，再次明确废除宗祧继承，并举出三大理由：一是社会发展，社会组织以家为本位，而不是以宗为本位，宗子主祭已成虚名；二是社会上长房未必大宗，且有长房兼祧次房之后，有违小宗可绝之古制，宗祧继承已经有名无实；三是宗祧继承惟限于男子，女子无为后之权，有悖男女平等原则{1}(P．591－592)。但是同时也说明，选立嗣子，是当事人的自由，立法无庸加以制止。此一特别说明，无疑为社会适应新的法律制度特设了一个过渡期。
从立法沿革来看，宗祧继承的废除，意味着男子在私法领域某些特权的废除，也意味着对女性财产继承的禁锢可能被解除，使得男女平等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男子特权的废除，宗本位向家本位的转变，并不必然会给女子财产继承带来实质的进展，而仅仅是一种可能。
(二)立家制，名至而实不归
我国传统社会，为男系血统宗法主义社会，强调男性血缘关系的延续和伦理秩序的建立。在宗法废除之后，家制存废问题，成为传统与现代博弈的另一个焦点。家制存废，涉及社会的基本构成能否由传统的家庭本位转向现代的个人本位。家本位之下，家庭单个成员不能成为独立的主体，也就是说，家庭成员的独立人格，会被家制所吸收。
《大清民律草案》明确设定家制，且“亲属法既采家属主义，不采个人主义”。其原因在于“以家属制度之社会，采用个人主义之法律，则可谓两背”。并在起草说明中提到：编纂一国法典，必须是实际与理论兼顾，不能用理论长短来衡量法律之优劣。法律采用个人主义，必须是社会先于法律而以个人主义为本位，但这与中国当时社会所不符。因为“中国今日之社会实际情形，一身之外，人人皆有家之观念存，”“而家长、家属等称谓散见于律例中颇多……数千年来；惯行家属制度之习尚，是征诸实际”{1}(P．816－817)。“在中国宜从家之实际组织上著眼，即从家长、家属之关系上著想，其系统上之关系”，“家长及家属一节者，先规定家长之资格，继以家长之权利，次及于家属，不言家属义务者，以家长权利，其对面即家属义务存焉故也”，“家政统于家长”(第[11]条)；19[[15]]年《亲属法草案》规定“家长，以一家中最尊长者为之”(第8条)，“家政，统于家长”(第[11]条)；1926年《民律亲属编草案》除对家制做了相同规定，并专设家产一节{1}(P．833－834)；1930年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副院长林森提请中央政治会议核定《民法》亲属、继承两编立法原则，亲属法立法原则中包括：家制应设专章规定。届此，“已不承认前法制局所篡新亲属法草案为当，而欲恢复前清民法草案”。[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