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总体而言，以经济理性为纲领，而基于生产与交换关系逐步形成的商品社会，一个国民财富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完整体系，构成了近代中国孜孜追求的坚定目标，特别是“北伐”统一后的“黄金十年”和晚近30年里的主流政治意志，也是中国的法制一意加以建构、维护并着力提供支撑条件的世纪伟业。实际上，如所周知，现代中国的建构过程也就是中国时空范围内现代市场的诞生历史，建构现代政治与形成现代市场，是承载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机车奔腾向前的双轨。
在全球视野下的近代转型和晚近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语境下来看，凡此市场经济与经济社会两项，既是“初具形态”，则说明尚未最终成型，而问题多多。其中，最大的问题计有以下三项。
首先，“坏的”而非“好的”市场经济肆虐。此种“坏的”市场经济不仅无视市场伦理，放纵资本的贪婪，侵蚀德性，藐视法律，而且以政府直接下场经营为杠杆，以权力的部门化和私性化为渠道，导致权力和市场狼狈为奸，进而形成了刻下最为世人诟病的“权贵资本”统治，一种恶劣的“裙带资本”形态。“掮客经济”之应运而生，正为此结构性问题使然。的确，不期然间，尽管权力、市场和社会大致分离开来，然而“市场的专制”和“权力的专制”却联袂而来，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也是呼唤市场之后最感痛心之事，实在是事理之中，而意料之外。就此而言，相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异常政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主旨转型不仅说明政制“拨乱反正”、自觉回归常态政治，同时并隐含了权力直接下场博弈的内在冲动和现实可能，表达了权力直接“经营国家”的强烈自负，则中国政制固化却难言最终定型，使得政治依然处于一种非常态情境，同样是明摆着的事实。本来，政制和权力的恰切定位不在别处，而在制订公共政策、提供与扞卫公共产品，以此分梳，逐渐形成现代治理结构下的权力、市场和社会大致分治的格局，而这就是政治，最大的现代政治。如前所述，现代早期西贤所憧憬的现代治理，即此格局也；百年来华夏有识之士踵续前贤，所要具象呈现于中国的现代场景，同样为此格局也。在此，尽管现代治理不仅恪守国家与社会、权力与市场、信仰与政治的分立局面，而且超大国家的出现和全球化导致了对于古典政治自由主义的修正，凸显了政府职能扩展的必要性。事实上，经济问题的政治介入，并以此呼应市场和社会，而构成经济社会的联动机制，进而进境于“政治社会”的高度成熟性，蔚为现代人间秩序的极致。但是，即便如此，恪守权力、市场和社会各守本分的基本框架，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现代治道。就此而言，对于刻下中国而言，不仅是简单的权力退出市场和社会，现代治理早已不复当年原教旨自由主义的设想，而是各守畛域，却又形成联动机制，才是当下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4]正是在此，矫正“坏的”市场经济恰恰要求权力收敛，归位至公共政策的提供者、公共产品的维护者的固有行当之中。而这意味着民主和法制必须登场，引导出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诸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