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转进一层，紧随着政治与市场分疏、国家和社会两清之后脚的，便是区别组成“我们人民”的“市民”、“国民”与“公民”之不同位格及其诉求，经济共同体由此可能登堂入室进位于政治共同体。不是别的，正是“市民”这一“我们人民”的原型之一，构成了经济社会的基本主体，也是经济社会所要处理的核心主题。“市民”的需求、心性和趣味，“市民”的抱负、憧憬和心智，成为经济社会的源起动因，映现着现代以来的最为一般的人性。而民族国家的“政治成熟”，依然如同马克斯·韦伯所言，也就是它们对于民族的永久性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的明晓和领悟，以及在所有情形下都把这些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的能力，[2]为的还是这一群叫做“国民”的市民大众的利益和福社。所谓“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不外乎就是“富强”二字。倘若取之有道，统驭有方，则伴随着“权势国家一权力政治”于内政上向“宪政国家一宪法政治”的递进，有可能迈进于“文明国家一文化政治”之境。[3]缘此，市民明晰自己的国民身份，进而有可能秉付公民的认同。
放宽眼界来看，私权及其法权体系的编织，创造和运用财富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的新型伦理和法律观念之成为国民意识，进而成为公共理性，都是顺延着这一脉线索，丁一卯二，逐渐生成演变而来的。更深一层的命意则在于，人性本身天然逐利，不如因势利导，以国家为单元，索性按照经济共同体的法子过日子，以国民之均富实现国家之富强。清代包世臣（1775～1855）“说储”之虑，“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由此庶几乎得免于万一。内政的一体化、世界市场的形成首先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化，以及社会和政治的世俗化进程，凡此种种，无不缘此而来，并顺此前行。
回看历史，无论是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还是英吉利和法兰西等通常所谓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抑或美利坚、德意志乃至于俄国、日本等后发列强，“建国”的第一步都是首先形成内政意义上的经济共同体，锻炼其“经济民族”的品性，进而再可能发育成长出“政治民族”的诉求，最终形成政治共同体格局。无此利益纽带，难以调动市民热情，不可能促动国民激情，进而生发出政治向心力，助力于政治进程。相反，正是经此转折，“民族”逐步进境于“国族”，伦理共同体获得了自己的经济属性与政治品格。因而，结束诸侯经济形态（如法、德），或者将殖民地联结起来实现“区域一体化”（如北美新大陆），构建统一市场，进而扩展、通联至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学安排，均为其建国努力的要义所在。因此，内政的一体化所带来的市场的统一、劳动力不受畛域限制的流通及与海外市场的沟通，包括原料提供地的稳定，同样成为“经济社会”的要求，也是建设“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条件和保障，而统贯它们的恰恰是一种政治思维，并导向国族的政治能力。在此情形下，现代国家如何使得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两相整合？怎样有效地分梳政治和市场的互动，从而形成各挡一面、张弛有度的国家能力？遂成一大难题，蔚为梦寐以求的“成功的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序。实际上，欧西现代国家的产生历程，特别是“现代英国”呈现于世的历史说明，实现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分梳政治与市场，恰恰是现代国家建构中首需解决的问题，可能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而形成市场与政治的并立之势、社会与国家的“双强”格局，从而建设国家能力，最终造就于国民的福祉，是现代国家区别于古典国家形态的卓越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