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经济社会
许章润
【关键词】经济社会
【全文】
社会管理创新观念的提出，不仅是对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积极回应，也是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情况的必然举措，意义深远，影响重大。这一进程的推进，既涉及到社会结构的转型，也包含着公共组织的催生；既是对国际社会公共管理经验的合理汲取，也是立足中国国情进行的自主创造。自社会管理创新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提出之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对之进行了大量精深而有启发的探讨，但相对来说，将之作为一个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还不是非常深入与普遍。为此，本刊以“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支持与路径选择”为题，约请了法学界对这一问题较有研究的几位学者，以笔谈形式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虽然文章的内容不一、涉及的角度各异，但有几点仍是本组论文的共识，这就是：第一，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以法治观念为指导，各项创新措施应当接受法治原则的检验；第二，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改变社会缺位的非正常社会结构，形成国家、市场、社会三方合作的治理格局；第三，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以人为本，强调对人的权利、自由、尊严的尊重，特别是带有根本性的产权制度必须落到实处；第四，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强调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与控制，培养公民意识，推崇社会自治。由于篇幅所限，相关探讨还不全面，权当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法律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更多关注。
“中国社会”承载着多重社会结构和多元社会要素。简言之，就当下中国语境而言，在实然、应然和可欲等三个维度上，它至少包括并递次呈现为经济社会、伦理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政治社会与正派社会等诸项“现实与愿景”。[1]笔者在此仅就其“经济社会”一项略陈管见。
铺展现代国家体制，汲汲追求并最为看重的是所谓“国家实力”。表现为增强征税能力以拓展财富，进而落实为强化国防以足以抵御外侮，乃至拓殖海外。凡此两项，牵连互动，无论是从现实主义政治立场来看，还是从历史主义视角审视，均为“立国”之大端，而必自“经济社会”起步。就经济社会最早成型的西欧近代国族的历史来看，特别是就英国的个案而言，市场经济的发育、内政的一体化、政治秩序的建构和国家间政治之同时登场，四位一体，缘由在此。
所谓“经济社会”，意味着社会的本意在于创造财富、分配财富并享受财富，财富意志就是权力意志，也就是全民的心智，蔚为人世生活的基本杠杆。就此而言，它与古典国家形态下的伦理社会划清了界限，也与教义立国的宗教文明秩序迥然异趣。在此命意和历史维度上，吾国古语所谓“天下熙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道出的实为有关于此的一般世态，也是此种世态之下的一般情态。而自1978年以还，晚近30年倡言“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谓循沿经济社会的路子自觉迈步，接续的则是清末“变法图强”运动中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脉络，也就是“第一共和”政体下的经济政策。的确，砌筑国民生产和消费的一般经济政治学条件，从而使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经济共同体，进而塑造其政治共同体品格，蔚为经济社会的基本禀赋。市场经济之逐渐生成并蔚为国民生产和消费的主导性机制，也是一种较具优胜性的经济秩序，缘由在此，不得不然。它不仅意味着结束自然经济、小自耕农一盘散沙的状态，而且，在肯认政治与市场、国家和社会基本分梳这一原则之下，却又形成了凡此因素的积极联动机制，真正是“既分工，又合作”，造成的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为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斗争”之同心同德，国家遂成一巨型公司也。所谓市场就是战场，可谓不言而喻。其利其弊，均在于此。此种情形，经由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洗礼，以强力政治为背景，西人在国家间政治方面简直是游刃有余，让后发国家捉襟见肘，甚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或终究有苦说不出。当年西洋列强武装殖民之际情形如此，今日情形虽多改善，然而就主导权审视，大西洋两岸联手互动，整个世界依然未曾出此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