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君主从法”之义，还可以从反对君主“心治”（“身治”）的思想中得到证实。反对“心治”最典型的言论，就是《慎子·君人》篇：“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可见，所谓，’，心治”，是君主凭一己之私意、私欲、私情妄裁赏罚，喜怒无度，如此则必然废弃法度，上下生怨失和，以至乱国乱天下。所以，君主要去私塞怨，就必须去心任法，事事一断于法。[10]《管子·明法解第六十七》也告诫君王，不要废法度而实行“心治”，曰：“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11]韩非更是将“心治”视为“惑乱之道”，明确反对君主“舍常法而从私意”、“释法术而心治”。[12]
在先秦与汉代的典籍中，《文子》和《淮南子》明确说“法度道术，所以禁君使无得横断（擅断）也。”对此，也需要略作讨论。
《文子·上义》[13]曰：“文子[平王]问曰：法安所生？老子[文子]曰：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从天下也，非从地出也，发乎人间，反己自正。诚达其本，不乱于末，知其要，不惑于疑，有诸己，不非于人，无诸己，不责于所立，立于下者不废于上，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为检式，故禁胜于身，即令行于民。夫法者，天下之准绳也，人主之度量也。悬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后，中绳者赏，缺绳者诛，虽尊贵者不轻其赏，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而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专行也，法度道术，所以禁君使无得横断也。人莫得恣即道胜而理得矣，故反朴无为。无为者，非谓其不动也，言其（莫）从己出也。”{20}（P. 427、428）这段话的核心涵义有三：(1)法生于义，合乎众人之心。(2)法是人主示度量以为天下的准绳，故“法定之后，不二所施”。{21}无论赏诛，都应合法，以求令行于民。(3)法度道术作为所立之法和行法之术，是“禁君”的规矩度量。君主不得背离法度道术而恣意妄为，横行专断。虽然该书多被视为黄老道家的典籍，而不属于法家门下，但其语言却大多酷似法家言。而且黄老道家的着述，如《文子》、《黄帝四经》、《鹖冠子》乃至《淮南子》，原本就与老庄道家有所分野，即对政治法律问题具有比老庄道家更加浓厚的兴趣和现实关怀。因此，在其间多有与法家言相似相混相同的文句、段落、论说，也就不足为奇。正如道家哲学专家陈鼓应论《黄帝四经》指出：“在道家系统中，老子的思想发展到战国时代，形成了两个主要学派，即黄老之学和庄学。两者都继承了老子的道论，但又加以不同的发展。就黄老之学来说，由‘道生法’可以看出，它使老子的道论向着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引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准则。”{22} （P. 47）这种发展及其引出的社会政治准则就是：黄老“道法”学说“以老子道论为其哲学理论而融入齐法家的形名法度思想。……致力于现实体制的改革，为纠正传统文化中人治之弊儒家之推崇人治为其代表，故而提出‘道法’思想—这一系成为整个战国中后期的主流思潮。”总之，在他看来：“‘道法’结合，也正是古代民主性、自由性与法治的结合。”{23} (P. 10、30)立基于这一判断，就不难理解《文子》的上述观点。
《淮南子·主术训》几乎重述了前引《文子》中的那段话。《主术训》指出：“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仪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5} (P. 660、661)对《淮南子》所言，熊十力屡屡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法家的正宗要义。他说：《淮南子》其言法，“出于民众公意。又谓法籍，礼义，所以禁人君使无擅断。此区区数十字，则晚周法家要义，赖以保存。功亦钜矣。”{24}(P.688)又说：“考《淮南书》中所引，法原于众，及法籍礼义者，所以禁人君使无擅断也语，其义宏远，法原于众，似与《民约论》相近。要之，法必由人民公意制定之，非可由在位者以己意立法而箝束民众，此实民治根本精神。惜《淮南》不着其说出何人，何书。余意此义当本之法家正宗也。”“法家本宗之书，虽不可见。而法原于众，及禁人君使毋擅断之语，尚在《淮南书》，何故不觉？”{25} (P. 746、799、800)因此，《文子》和《淮南子》所论法度、道术、礼义“禁君使无擅断”，正可以成为先秦法治思想“君主从法”之义的旁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