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的女王诉特索林案(R v. Tessling)中，加拿大最高法院再次适用了该标准。该案中，警察在飞机上使用了有前视红外功能的相机，在某住宅上空飞行，拍摄了该楼散发的热量照片，据此帮助警察获信，被告在其住处栽种了大麻。法庭在判断被告人对该热量图像是否享有隐私的合理期待时，所做的具体分析如下：
根据本案的事实，我们应当解决： (1)前视红外影像的对象是什么? (2)被告是否对前视红外影像的对象享有直接的利益? (3)被告是否对前视红外影像的对象享有隐私的主观期待?以及(4)如果是，该期待在客观上是否合理?
在此方面，应当对以下情形予以注意： (1)被指控的“搜查”发生之地点； (2)被搜查之对象是否在公众视野内； (3)被搜查之对象是否为抛弃物； (4)该信息是否已在第三人手中；如果是，该人是否对其有着保密的义务； (5)警察采用的技术是否对隐私的利益具有侵犯性； (6)该监控技术的使用本身是否在客观上不合理； (7)前视红外形成的热量图像是否暴露了被告人的生活方式的私密细节。
特索林案中形成的“综合一切情状”标准列举了具体要素，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分析框架，对以后的判例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综合一切情状”标准具有的较强的稳定性和适用力，源于它能有效地结合隐私类别进行自我修正。加拿大最高法院将《宪章》第8条所涉隐私利益分为三类，即有关人身的隐私、有关地域的隐私和有关信息的隐私。就不同的隐私类别，法官在衡量“隐私的合理期待”时，需要考虑不同的因素。
三 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在卡兹案后，美国最高法院发展出“公共暴露理论”、“风险承担理论”和“违法信息无隐私说”，以解释“隐私合理期待”标准的客观要件。这些学说界定了“什么不属于隐私”，从反面排除了第4修正案的适用。因而，第4修正案所适用的隐私权的分析方法，扩大了宪法对政府行为审查的范围，但上述理论的确立，却使“隐私”的概念狭义化，在一定程度上限缩了第4修正案的保护领域。
加拿大最高法院用以阐释《宪章》第8条的理论框架深受美国法影响，在其《宪章》第8条判例中，最高法院也常常援引美国宪法第4修正案的判例作为裁决依据。不过，针对上述学说，加拿大最高法院拒绝采纳其美国同行作出的裁决，指出个人对其向第三人披露的信息、自己在公共场所的行为甚至是从事的违法活动，都应在一定条件下享有隐私的合理期待，从而扩大了个人的私生活领域。
(一)抛弃风险承担理论，保护自愿披露给第三人的信息
风险承担理论也称“第三人理论”，是指个人对其向第三人披露的信息，应当承担起第三人向警方透露的风险，因而不受宪法第4修正案的保护。在美国，确立风险承担理论的判例反映在线人窃听案件和商业记录案件中。线人窃听案件，由美国诉怀特案(United States v. White)确立。该判例表明，被告对自己与警方线人的交谈不享有隐私的合理期待，因而警察可以不具备令状与合理根据，窃听并录制该谈话作为法庭证据。商业记录案件，以美国诉米勒案(United States v. Miller)[9]和史密斯诉马里兰州案(Smith v. Maryland)[10]为代表，即个人因商业的有限目的向诸如银行、电话公司等第三方披露了构成商业记录的信息，而第三方却将该信息告知了警察，对此个人不能主张享有隐私的合理期待。风险承担理论实质上是将隐私狭义地界定为“秘密性”，即一旦该信息失去其秘密性，原有的隐私权不再受到保护。
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女王诉埃文斯案(R v. Evans)的法庭意见中承认，它已在女王诉杜阿尔特案(R v. Duarte)中抛弃了风险承担理论。1990年的杜阿尔特案为线人窃听的案件，警察事先在其使用的公寓内装好了录音、录像设备，录制了该卧底与杜阿尔特等人的会面。该证据被用于指控杜阿尔特进口毒品共谋罪。法庭多数意见认为，通过警察卧底对被告进行电子监控违反了《宪章》第8条，从而拒绝了怀特案确立的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