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源，单位为北京大学。
【注释】
关于刘亚林案和陈建安案，参见黄雪涛、刘潇虎、刘佳佳：《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第9页，引自百度文库：ht-tp://wenku. baidu. com/view/bca77423aaea998fcc220e79. html,2011年2月6日最后访问。
关于此类“不该收治而收治”的案例，参见黄雪涛、刘潇虎、刘佳佳：上注，第39-45页。
参见张桂荣：《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的立法完善》，《法律适用》2009年第10期；王伟：《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研究》，《法律与医学杂志》2003年第3期；周国君、李娜玲：《试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措施的司法化》，《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关于一元论和二元论的立法例及比较，参见宋海鹰、宋雁：《保安处分制度与刑法中的人权保障机制—兼谈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改革》，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关于保安处分的行政法性质，参见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关于这些条例的内容，参见张步峰：《强制治疗精神疾病患者的程序法研究—基于国内六部地方性法规的实证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
关于我国精神病强制医疗收治制度的缺陷及相关案例，参见黄雪涛、刘潇虎、刘佳佳：《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第20-26页，引自百度文库：http,//wenku. baidu. com/view/bca77423aaea998fcc220e79. html,2011年2月6日最后访问。
就强制医疗的操作主体而言，公安机关兼具行政羁押、刑事羁押等限制、剥夺公民人身权利的功能；卫生部门在强制医疗问题中用模糊不清的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向有关执行机构强行推广；精神病院一方面在强制医疗中代行部分行政管理权力、一方面又要为自身创收，从而导致了实践中“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即医院对送治人收取治疗费用，患者的出院也要取得送治人的同意。此三者的行政化倾向皆较为浓厚。
下文对改革建议的总结，参见陈光中主编：《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580-611页。另参见陈光中、严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415页。
比如，侦查机关出席法庭审理的情况、律师有效辩护的实施状况、鉴定程序的公正性、鉴定人出庭的可能性、具有专业知识的陪审员参与庭审的状况，甚至执行过程中法院的司法审查力度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我国刑事诉讼整体面临的问题，而非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本身所能解决的。
比如，在行政法领域，独立司法审查程序的出台，必然要配合着大量相关行政法律规范的清理以及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间利益的博弈，改革所需的时间相对较长；而与之相比，刑事诉讼领域本身司法化程度较高，在改革中可以先行一步，积累经验。
就上文提到的为私人提供申请适用强制医疗措施制度出口的问题，在两个法律领域中很可能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比如，在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可以在量刑意见中提出有关申请。而在行政诉讼法中，单独由公民、社会组织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某人适用强制医疗措施的可能性不大，反而是当行政机关对应收治的案件不作为时，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审查强制医疗必要性的同时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作为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