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宋代禁印以防盗版
宋代的印刷业发达无庸置疑，盗版的猖獗也是有目共睹，盗版不仅严重侵害了原作者、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盗版也严重损害了作者的学术声誉，最终严重损害了读者的利益。宋政府从政治利益出发，禁印书籍也是空前绝后的，允许印的才能印，不允许印的是绝对不能翻印的。政府为此对印刷品进行管制，对违反出版管制法令的行为，官府给予重惩。如宋人罗壁《识遗》记载：“监本”《九经》一经刊印行世即禁止仿刻、翻印。如果想翻刻，就必须向国子监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才可以翻印。纵观宋代，官府禁印的作品主要有：第一，禁印议毁时政得失之书、奏议国史、制书敕文、刑法敕令式诸书、禁印本朝史籍、禁印帝王字像。如“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严行禁止，其书坊见刊版及已印者，并日下追取，当官焚毁，”又有“以历代帝王画像列街衢以聚人者，并禁止之”，另外“有摹刻御书字而鬻卖者，重坐之”。[34]第二，禁印法令、天文书籍、宗教(妖说邪教、撰造的佛说和妖教)之书、纸币等。政府颁布的法律敕令不得擅自印刷，私印刑法书，论如“盗印法”。[35]天文历法之书，也由国家统一印行；因民间“传习妖教”，政府多次诏令禁印“妄诞妖怪之言”，流传的要“交纳焚讫”；纸币由国家发行后屡有禁私印之令，宋神宗时“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宋徽宗时规定“私造交子纸，罪以徒配”，宋高宗“定伪造会子法”，但私印纸币的事仍有发生。[36]第三，禁印士兵操练之书、禁止国家机密泄露。主要针对书刊中有边防军机内容和宋书流到辽金地界。宋政府规定“国朝令甲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苏辙使辽时曾说：“本朝民间开板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说明书禁有名无实，因为“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37]第四，禁印供科场剽窃用的“语录”及“不根经术本源”等伪学之书。如雕印戏亵之文，杖一百。[38]
在宋代禁止翻版已经成为印书行业的一种禁例，而且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宋代禁印以防盗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真正享有特权的是出版商而不是作者，如“眉山程舍人宅刊行，以申上司，不许覆版”，宋代的禁止翻版之举只不过是少数有权有势的出版商勾结官府、垄断利润的一种做法，并不是正规的法令。这和现代的版权制度是完全不同的；此外，宋代禁印以防盗版，目的还在于文化控制垄断，既然是一种文化控制，它不是一种纯粹的保护，更多的是一种管理的成份，它并没有形成一种版权保护制度，而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宋代的禁翻版的确为后代的版权法开辟了先例。
四、宋代版权保护的局限性及启示
(一)宋代版权保护的局限性
宋代版权保护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版权由于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其客体具有无形性的特征，在宋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版权的保护是有其局限性的。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产品，是非物质的客观存在。[39]如果没有超越于有形财产保护机制之上的特殊制度，版权利益完全可以为其它出版商窃取。对于知识产权来讲，个人救济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没有制度的规制，个人(不管是作者或者出版者)来自民间对版权保护请求的努力根本无法实现，如果出版者自身力量有限，对版权的保护也根本无从谈起。只有国家公共权力的干预，才能够使权利人对于无形的知识产权的再现予以控制成为可能。[40]而在宋代，国家公共权力更多是一种行政权力，国家缺乏以私权为核心的民事法律制度，象版权这样的无形财产权利无法通过诸如血缘、人际关系、道德舆论、契约等民间因素得到实际的保护与界定，因此宋代盗版很猖獗，这从另一面也说明了宋代对版权保护还没有形成一种制度，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此外，宋代更多的是出版商们要求官府给予版权特殊保护的要求，出版商力图独占版权利益，虽然对作者的权益也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更多保护出版者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这与现代版权法精神是相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