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代政府版权保护力度加强，规定出版审查
宋代盗印翻版的客观存在，使作者和出版者保护版权的意识逐渐提高，观念逐渐形成，政府也适应社会的客观需要规定出版审查。例如朱熹所写的《四书问答》，因其无暇订正重编而“未尝出以示人”，而“书肆有窃刊行者”，朱熹“亟请于县官，追索其版”，[23]可以说朱熹当时对其作品的版权保护意识是很强的，他是通过“诉讼”主张其版权，说明宋代的版权保护意识与保护版权的实际行动已经产生，这是将印刷书籍的经济利益与精神权益的保护，从意识、观念走向具体操作的过程。宋政府还规定了出版审查制度。宋朝于绍兴十五年(公元1146年)诏令：“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24]这相当于宋政府成立了出版前审查机制，书籍出版必须由“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25]宋政府一再下令，重申“今后雕印文书，须经本州委官看定然后刊行”，“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对“夜聚晓散传习妖法能反告者，赏钱五万，以犯者家财充”。[26]
(四)宋代对印刷品的管理制定了行业标准、印刷品管理条例
北宋初年，政府就颁布过“刻书之式”，所谓“刻书之式”，就是将书籍印刷出版的法规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所有的印刷品都必须送交政府机构备案，政府将印刷品的管理纳入日常行政事务当中，如果不按照法规条文规定的形式出版书籍，就构成“盗版”。宋代就对印刷品的管理作到了“有法可依”。清朝曾有人在古董店中看到了宋朝的铜雕版“刻书之式”，文人蔡澄在《鸡窗夜话》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认识这件东西的人说：“此名书范，宋太祖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27]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到，宋初就将印刷品纳入到了国家管理的范畴，相当于今天的印刷品行业标准，与之对应的还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如现在的印刷品管理条例之类。遗憾的是当时具体的法律条文史料到今天已经散佚，但在后人的记载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宋兴，治平(1064年—1067年)以前就禁携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1068年—1077年)后，方弛此禁。”[28]
(五)宋代版权保护的法令和相关记载
《书林清话》卷二有“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的条目，说明中国自宋代确有版权保护的法令。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正月二十一日，“刑部言，诸习学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许召官委保，纳纸墨工具，赴部陈状印给，诈冒者论如盗印法。从之。”[29]此记载说明北宋时已有“盗印法”。此外，现存宋代书籍中也有例刊记可以证实宋代的版权保护。第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东都事略》，其牌记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已申上司，不许覆板”与现代的“版权所有，不准翻印”如出一辙，这可能是最早的版权保护施行记录。《书林清话》及清代大藏书家陆心源《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均对此有记载。第二，建安祝穆编刊《方舆胜览》，自序后的“两浙转运司录白”云：“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雕诸郡志，名曰《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两书，并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冶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右今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板施行，故榜……福建路转运司状，乞给榜约束所属，不得翻开上件书板，并同前式，更不再录白”，[30]该“榜文”记载明确了编写人的“辛勤”、出版商的“所费浩瀚”，其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可以请求官府“庶绝翻版”，如有盗版的祝氏则有权“陈告、追人、毁板、断冶施行”，此例记载了作者和出版商的劳动付出和对自己权益的保护方式以及官府惩治的力度。第三，贡士罗樾刊印段昌武《丛桂毛诗集解》前有行在国子监“禁止翻版公据”云：“先叔以毛氏诗口讲指画，笔以成编。本之以东莱《诗记》，参以晦庵《诗传》，以至近世诸儒。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名曰《丛桂毛诗集解》……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傥或其他书肆嗜利翻板，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今状披陈，乞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付罗贡士为照。未敢自专，伏候台旨。呈奉台判牒，仍给本监。除已备牒两浙路、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取责知委文状回申外，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须至给据者。右出给公据付罗贡士樾收执照应。淳佑八年七月日给。”[31]所谓“行在国子监”，是当时主管图书刊行的中央机构，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图书出版的权力。政府运用了行政手段，布告有关地方的书坊，不得翻印某书；同时，又发给原刊者所谓“据”，也就是执照，以证明该人刊书的合法性，原刊者若发现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凭“据”告发，从而毁板治罪。该出版商明确提出“禁止翻版”的理由充足，认为作品首先具有原创性：“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其次认为作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将作者作为权利主体)：“口讲指画，笔以成编”，“平生精力，毕于此书”；而且出版商认为现出版的版本质量好：“校雠最为精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若其他出版商嗜利盗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就侵害了出版者及原作者的权益。为此，经出版商向国子监提出申请，给付“执照”，禁止他人翻版，并赋予该出版商对其他盗版者“追版劈毁，断罪施行”的权利。有关这一事件最后的执行情况史料中已经没有了记载，但确实以事实记载了有法可依。需要说明的是，南宋版权保护不仅仅保护作者本人权利，即便在作者去世后，其亲属也可提出版权保护的申请。《丛桂毛诗集解》的刻印者把其叔父投入了大量精神创作当做要禁止翻版之权的主要理由，这说明：在该禁例中，受保护主体已延及到了作者(或作者的合法继承人)。[32]第四，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着作《答姚宏书》中记载的一件事，当时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写了《和元赋集》，刻印贩卖，他将此事上报官府，官府发送一份公文到建阳，销毁了这些私刻的印版。[33]以上史实都是宋代私刻书籍请官府出面，行使版权保护，它不仅保护了出版者的经济利益，而且保护了作者的权益，处罚的方式还是比较严厉的，如“追人毁板”、“追板劈毁”等，开启了中国版权保护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