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启蒙时期以来，平等与自由就成了正义的核心内容。从关系上看，一般认为平等与自由既有相互联系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正如乔·萨托利所言：“平等不仅可以贯彻自由，而且可能毁灭自由。”[31]因为，自由是没有强制，是个性的张扬，而平等则强调一致性，它对于个体间的差异漠不关心，从这个层面看自由与平等是背道而驰的。从实现中看，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雅克·巴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冲突达到空前的程度。自由要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平等要求政府管得越多越好。”[32]但自由和平等作为人类追求的价值，并非处于完全的矛盾之中。“如果没有自由，人们甚至无法提出平等的要求。”“使要求平等者得到平等，这不是个平等问题，而是自由问题，因为这涉及到要求平等地摆脱外在压制问题。”[33]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时，“自由”与“平等”可以作为一个统一的要求而成为其革命口号的原因所在。因为当时自由主要是与专制构成一对矛盾，而平等也首先是具有政治的涵义──摧毁封建贵族的等级制，求得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和决策权。托克维尔更是宣称：“可以设想有一个终极点会使自由和平等汇合并结成为一体”，因为“如无完全的自由人就不能绝对平等，而在平等达到其极限时又会与自由融合。”[34]
在自由与平等这对复杂的关系中，何者是更为基本的价值？从思想家的立场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侧重点，例如伏尔泰与孟德斯鸠更重视人的自由权利，而卢梭更重视人的平等权利。美国学者萨皮罗（J?Salwyn schapiro）似乎认为，自由高于平等，因为他曾就自由主义与平等原则的关系作了概括：“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另一条原则。自由主义宣布所有人一律平等。”[35]在此，萨皮罗将平等当作了自由的一条原则，即说明平等是自由的一个方面。而自由主义大师霍布豪斯则主张平等更为基本，他曾针对失去了平等的“自由”这样说：“自由而无平等，名义上好听，结果却悲惨可怜。”他还以平等主体间契约订立的自由为例，证明了平等对于自由的重要性，他说：“就契约而言，真正的自由要求缔约方之间大体上平等。如果一方处于优越地位，他就能够强制规定条件。如果另一方处于软弱地位，他就只好接受不利的条件。”[36]
笔者认为，平等与自由虽然都是正义的核心内容，且均为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但两者在重要性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两者中平等是较自由更为基本的价值。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在原始社会中，人人生而平等，正是在这种原始的平等中，人人享有几乎一致的自由。当等级出现后，人类原始平等逐渐消失，居于等级上层者享有下层社会无法享受的自由，越是等级突出的社会中，这种自由的差异越是大。可以说，正是失去了原有的平等，下层社会才失去了原有的自由。下层社会为了争取与上层社会享有的自由，才要求与其处于平等的地位，因为他们明白：平等是自由的前提。人类斗争历史说明，不平等是某些等级无法享有其他等级同等自由的根源所在，要获得同等的自由首先就必须取得平等的地位。平等在社会规则中的基本地位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表现得相当突出。
3、关于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既然平等优于自由而存在，平等原则在刑法中的地位就应当优于罪刑法定原则而处于更为基础的地位。
我们也可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出发分析它与刑法平等原则的关系。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罪之法定：即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罪名、各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均由刑法作出明确的规定；二是刑之法定：即有哪些刑种、各刑种如何适用、各罪的法定刑是什么均由刑法作出明确的规定。实际上，无论是罪之法定也好、刑之法定也罢，其针对的对象是所有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这恰恰也是刑法平等原则的要求。刑法平等原则的要求是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中同种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差别对待，所以罪之法定与刑之法定并不因行为人之间无关紧要的差异而不当地区别对待。
如果说，行为人在刑法上是不平等的，那么，罪刑法定保证的自由价值就无法实现，罪刑法定充其量只是部分人间的罪刑法定。
既然平等原则在刑法价值上较罪刑法定原则更为基本，在刑法条文的表述中，它就应当处于较罪刑法定原则更突出的位置。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现行刑法中的第三条与第四条的内容对调，将刑法平等原则置于罪刑法定原则之前。这就正确体现了平等与自由的价值关系，也能消除现行刑法条文顺序导致的理解上的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