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欧债危机与欧罗巴合众国。欧洲已经没有能力推出单一的民族国家来进入现代世界的结构性竞争了，于是，无论是为了内部和平，还是为了结构性竞争，欧洲都必须更加联合与统一。欧债危机不是欧洲的危机，不是欧盟的危机，而是欧洲“后发国家”的危机，所谓的“欧猪五国”。理想总是有代价的，在经济景气时的过度成员扩张暂时满足了欧洲人新世界理想的梦幻体验，但却为经济危机时的政策协调乃至于结构调整造成诸多困难。经济联合的意义从来都不是经济的，经济只是一个起点，如果没有宪法和政治统一的保障，纯粹的经济共同体是无法有效应对整体性危机的。美国对于欧洲的联合怀抱复杂态度，一方面希望其成功，这样可以增强西方体系的核心力量，维持西方对世界的支配性地位，另一方面又忌惮其过于强大和顺利，这样就可能遮蔽美国对西方乃至于世界的有效领导。因此，一个“瘦得半死的骆驼”也许最符合美国的战略需求。然而，欧洲可能并不这样想，作为欧盟核心国的法、德不仅有着世界近代史上的巅峰体验，而且更是将欧盟机制看作欧洲复兴于世界的理想传送带。因此，尽管欧债危机深重，但笔者认为如下判断似乎可信：（1）欧元区不会解体，有多大的包袱都得撑住，分裂前景会造成连锁灾难，实在伤不起，因为欧洲除了联合自强，在世界体系中不可能具有任何领导性地位，欧洲的世界地位必须建立在超国家的基础上，内务和平，外求竞争，这一点早被科耶夫在1944年看破；（2）欧洲整体“民主赤字”加重：为了强化财政纪律和增强体系抗风险能力，欧盟内部核心国家必然在欧盟层面推动更强的行政管制框架，而欧盟的政治一体化或宪政化必然滞后于这一行政管制的提升速度，由此造成欧盟治理结构中的“民主赤字”的加重，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为了整个欧洲的战略利益，欧盟实际上必然形成内部强势国家领导弱势国家的政治格局，这种格局会在整体上导致一个更少民主但更有能力的政治现实，各成员国的主权乃至于欧盟决策上的民主品质都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一定的压抑和削弱；（3）既往的西方文明是欧美两极，美国属于实践分支，欧洲属于理想分支，西方文明的根源在欧陆而非英美，因此，欧债危机所深深刺痛的绝不仅仅是欧洲人，也包括美国人，所以在更大的战略层面，如果欧洲沉沦，则美国势必孤单无源，从而助推世界历史进入“拐点 ”，美国战略家不会忽视这一点；（4）拯救欧洲经济的枢纽在于欧洲政治的重构，这也是欧洲异常煎熬的历史考验，因为逻辑很清楚，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欧罗巴合众国”为政治基础，欧洲就不可能有真正一体化的经济，这类似于19世纪末美国联邦党人的困境，而法德领导人就是现代欧洲的联邦党人，然而，美国联邦党人有着“白人新教”的认同基础，欧洲联邦党人的历史与文化复杂性超出常人想象，且面对着巨大的移民群体及其政治影响，其联邦主义的当代使命极其艰巨；（5）欧洲的当代故事就是西方文明古典生命力的当代状况，精彩或无奈，所关涉的不仅仅是欧洲自己，也是美国，乃至于整个世界；如果没有欧洲，我们如何理解今日世界；如果真的没有了欧洲，我们又如何想象新的处境、命运和理想。实际上，西化与全球化的共同后果是，我们一同受着煎熬，我们必须具有文明危机的预见力和文明责任易位的想象力，如此才是人类之幸与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