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宪政在中国的加速—战争与立宪
中国宪政与近代战争有着不解之缘。近代的三场战争—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中国宪政的催化剂，也使中国失去了往日的从容，以“安居乐业”为价值追求的农业大国在“立宪”的道路上愈走愈急。19世纪中国的宪政甚至可以以这三场战争为标志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关注时期。这种关注直接导源于中英鸦片战争。因为战争使中国遭遇到了亘古未有的失败，一些开明的高层官僚开始“放眼世界”。官方力量的介入，对西方的介绍力度大大加强，此前有关零星的西方知识，此时形成系统和规模。1842年刊刻的林则徐的《四洲志》、1844年刊刻的魏源的《海国图志》、1846年刊刻的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就是这一时期的扛鼎之作。这些书通过地理知识的介绍，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一个完整的“世界”，并进而了解到西方的“治国制度”。虽然受文字语言的限制，当时对与宪政有关的议会、选举等制度的翻译用词不一，或有音译、意译的不同，但西方的议会、选举、总统等制度在这些书中还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客观介绍。西方先哲和创制者的风采也在书中得以展现。徐继舍甚至因为对华盛顿的赞扬，不兼容于官场。应该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关注有别于自明中叶以来文人学者、士人官宦对西方文化的“猎奇”，其带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即探讨西方之所以强盛的原因，以救中国于危难之中。这一阶段的“关注”也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有所不同，一是这种“关注”处在创始时期，在介绍西方文化时，中西制度间的“附会”、“比附”不可避免。比如以尧舜禅让附会美国总统选举，以三代议政比附英国议院等等。二是这种以比附、附会解释西方制度与文化的方法虽然在近代以至于当下也不曾消失，但此时的比附与附会其意义是此后的比附、附会所不能比的。因为，此时的附会与比附不只是历史的必然，更是开风尚之先，故林则徐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第二阶段是宪政理论的准备时期。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则使这种酝酿已久的准备成为一场自下而上，其后又自上而下的维新运动[10]。甲午战争对中国人的震撼远非近代以来的其它战争所能比拟，昔日纳贡称臣的日本以一弹丸之国击溃了天朝大国的海防，并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了结战争。此时此刻，国人才切实感到亡国灭族的危机迫在眉睫。究竟是什么葬送了北洋水师？又是什么使大清军队既不敌西洋，又不敌东洋？面对如此的败局和国人的愤慨，清政府再也无法以装备不精、夷情不悉为开脱。自1895年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短短的三年间，尽管朝廷、官员对西方的宪政每每有所避讳，但是议院、民权、国会、立宪等这些西来的名词还是通过各种途径广为流传，为社会公众知晓。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到当时新旧两派围绕维新、议院、民权等而进行的激烈争论：
其后启超等之运动，益带政治的色彩。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着《变法通议》，批评批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但微引其绪，未敢昌言。已而，（谭）嗣同与黄遵宪、熊希龄，设时务学堂于长沙，聘启超主讲席，唐才常等为助教。……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两派大哄，叶德辉《翼教丛编》数十万言，将康有为所着书，启超所批学生札记，及《时务报》、《湘报》、《湘学报》诸论文，逐条痛斥。而张之洞亦着《劝学篇》，旨趣略同{16}(P.84-85)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值维新变法时期，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却谕旨将梁启超视为“旧派”典型之论的张之洞《劝学篇》颁行全国，并赞赏张之洞的主张“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劝学篇》中被世人熟知并反复引用的名句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这无疑是对维新的质疑，甚至否定，但它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劝学篇》的写作之时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即1898年戊戌变法之前，受西方影响“民权”、“父子同罪”（即长有平等）、“男女平权”等新派思想已经对传统的“三纲”构成挑战。那么，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为何对张之洞的立论大加赞赏？对张之洞有着深入研究的李细珠教授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作为康、梁维新派拥戴的‘变法君主’光绪皇帝对《劝学篇》持赞同态度，绝不是因为它攻击康、梁，而是因为它‘权衡新旧’的稳健的变法思想。”{17}（P.56）李细珠教授进一步认为，张之洞虽然在民权、平等、男女平权问题上与维新派持不同见解，但对议院的认识却有与维新者暗合之处，即不反对在中国仿行议院制度，但须择有利时机而行{17}。可以说，甲午战后至戊戌变法，在对待立宪问题上，有激进、稳健、守旧三种意见。这种政见的争论，并未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而停止，相反，20世纪初维新立宪的思想勃然兴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叙述，戊戌变法的前两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作《变法通议》时说到“民权”，尚“微引其绪，未敢昌言。”而到20世纪初，这种局面完全改观，伴随着译述的兴盛，西方思想的输入“如火如荼。”[11]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改革的激进派、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兼顾传统与维新的改良派、以《翼教丛编》所收录的反对维新的守旧派之间的争论，为立宪在中国的实践做了准备。而促成宪政由思想转为行动、由理论进入到实践的催化剂则是发生于1904年的日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