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启蒙思想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止于“思想”而未能形成“运动”、普及到社会，但我们从黄宗羲的论证中，从梁启超的评价中也可以体味到其发源于中国本土，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意识、权力制约、地方自治、民主议政等一些具有近代宪政气息的思想因素。
二、宪政在中国近代的传播—议会与维新
宪政之所以能为中国社会逐渐接受，毋庸置疑是因为中国传统中原本就具有“宪政”的因子。宪政最初在中国的移植有两条途径：一是明中期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对西方文化、制度的介绍。二是中国“维新”的传统，使来自西方的新制在一种民族抵制的情绪中，也能逐渐被一些官员、学者，最终是朝廷所关注。传播与抵制、接纳与拒绝相互交错，最初是思想的冲撞，逐渐进入到学习、融合与更新阶段。宪政作为一个源于异质文化的制度、理念，为具有古老历史的中国所接受，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为了更好地梳理宪政思想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传入，按照时间的顺序，我们应该从明中期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说起。
明中期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开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之端，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那时的西方处在文艺复兴之后及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之前夜，传教士带着使命和敬意来到中国，随着他们的到来，西方的科技与思想开始有局限地传播于中国社会的上层，而中国的历法、甚至法律等也通过传教士在西方产生影响。从《利玛窦中国札记》（以下简称《札记》）{7}中看，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平等的。加莱格尔在《札记》的序言中说“中国人的高贵品质，他们对自由、秩序和学识的热爱，他们对宗教的热忱，以及他们对正义和伦理观的敏感，再没有利玛窦对中国人的风俗、法律、制度及政体的概括研究中阐明、表述得更清楚的了。”{7}（p.23）直到康熙、雍正时期，中国仍是欧洲向往的地方，中国的儒家学说甚至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方豪在《中西交通史》中总结了中国经籍在明清间的西传，认为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中国学说的影响可以与希腊文化的影响相提并论，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影响多于希腊。方豪总结道：
介绍中国思想至欧洲者，原为耶稣会士，本在说明彼等发现一最易接受“福音”之园地，以鼓励教士前来中国，并为劝导教徒多为中国教会捐款。不意儒家经书中原理，竟为欧洲哲学家取为反对教会之资料。而若辈所介绍之中国康熙年间之安定局面，使同时期欧洲动荡之政局，相形之下，大见逊色；欧洲人竟以为中国人乃一纯粹有德行之民族，中国成为若辈理想国家，孔子成为欧洲思想界之偶像{8} (P. 1058)。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专家周宁也总结道：法国路易十四时代（1643-1715）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欧洲人追逐的时尚，中国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着欧洲。“启蒙主义的大师们，多是中国的仰慕者，他们把孔夫子的格言当作座右铭，让康熙皇帝扮演西方国王们的榜样，于是法国国王、奥地利皇帝纷纷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亲耕仪式，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开明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对于伏尔泰、狄德罗，··…那一代人来说，中国是一面旗帜，孔夫子是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96}(P. 626)欧洲传教士、尤其是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肯定与赞扬，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启蒙”因素，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中西文化大规模交流的到来。但是，与西方社会对中国学说的巨大反响不同，虽然明万历时期，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等携带了“七千西书入中国”，标志着“西洋知识、思想与信仰全面进入中国”，然而这些来自异域的书籍只是“对于相当敏感的士人”产生了“压迫感”和“异样感”。“中国保持着平静的心情，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从十八世纪又到十九世纪，只是在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深处，那些曾经挑战并震撼了中国的西洋文明在蛰伏着……”[2]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西来的知识和思想，拓展了中国人的视野，那些“相当敏感的士人”在忧虑中拓展了传统，在传统的知识世界中多了一些介绍西方地理、思想方法、实用技术、国家秩序的着作[3]。这些西来的书籍和中国士人的回应，为19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作了储备。
传教士对西方宪政制度的介绍，最早起于何时，由于阅读的文献有限，笔者不敢妄下论断。不过有专家对近代中国法学语词的渊源进行了考释，认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肇始于传教士的翻译，19世纪初期，马礼逊的《华英词典》已经初步构成中英对应词汇{10}(P.5)。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期刊是西方制度传入中国的重要途径，根据近代中西交流史专家熊月之的研究，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 1814年他向英国政府提出的建议中就开始指责中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建议“指派一名推事驻节广州”,1815年（嘉庆二十年）在南洋马礼逊与他人一起办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直到1821年（道光二年）停刊。[4]显然，创办期刊的目的除传教外，也有着向中国介绍西方制度的因素。而当时中国有些官员也确实注意到了西方的选举等制度。1817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奏报美鸦片船被抢现量予赏恤并晓谕严禁片》中说到美国“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阉轮充，四年一换。”熊月之认为“这是迄今所见中文资料中，中国官员第一次注意到美国政体与一般国家不同。”{11}(P.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