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代中国，率先高举“法治主义”大旗的思想家和行动者是梁启超。梁启超于1904年就提出：“逮于今日，万国比邻，物竞逾剧，非于内部有整齐严肃之治，万不能壹其力以对外。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2]梁启超为什么认定只有“法治主义”才能充当“救时唯一之主义”？梁启超自己的回答是：只有“法治主义”才能实现内部“整齐严肃之治”，并进而“壹其力以对外”。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语境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思想界认为，中国法治的价值就在于实现“整齐严肃之治”——最后的落脚点还是一个“治”。这个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思想细节，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预示了百年中国法治模式的实践走向和精神实质。
法治的旗帜虽然举起来了，但在20世纪上半叶，革命不断，战争频仍，求“治”而不可得也。关于法治，只有理论上的探索，难以形成持续性、大规模的实践。一直要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随着新政权的即将建立，在求“治”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的前提下，“法治”才开始成为一种实践诉求。对此，《人民日报》1948年刊载的“韩友三案”颇有典型性，可以略加引证：1948年6月18日，东北航务局造船所内遗失了6打锯条。造船所监理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韩友三，未经切实调查就私自拘禁刘保全等3名工人，并对刘保全进行刑讯。这件事引起了政府的注意。6月22日，东北航务局长宣布对韩友三给予处分。中国共产党东北局也以韩友三违反保障人权法令和党的政策，破坏了党的纪律为由，决定在党内给予处分。同时，哈尔滨市公安总局依法提起公诉，经哈尔滨市法院审理，于7月23日判处韩友三徒刑3个月。针对这起案件，《人民日报》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在人民城市中，必须巩固良好的革命秩序，以保护人民的民主权益；要建立这样的一种秩序，必须树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法治制度和法治精神，必须整顿纪律，反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的状态。[13]透过这起并不起眼的案例可以发现，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法治实践已经展开。在这种实践中虽然强调要保障人权，强调必须树立“法治制度和法治精神”，但其意图归根结底还是“要建立这样的一种秩序”。换言之，这还是一种以“治”为目标的法治。
20世纪初期梁启超对法治价值目标的认知、20世纪中叶新生政权对法治价值目标的认知，深刻地影响同时也塑造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法治实践。“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求“治”的目标一直存在（也不可能消失），但由于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及其他一些原因，“治”的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甚至还酿成了“无法无天”的“十年动乱”，以至于邓小平同志在事后总结说：“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4]法制为什么靠得住？就是因为法制有助于“拨乱反正”；而“拨乱反正”的实质，其实就是“拔乱反治”或“由乱而治”。邓小平同志的这句话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法制或法治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法治实践的展开都有一个核心的价值目标和内在驱动力，那就是求“治”——摆脱动乱，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
当前，按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发表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的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体现在：确立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能力显着增强、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人权得到可靠的法制保障、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水平不断提高、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等等。[15]这些方面涉及“治”的方略（依法治理）、“治”的主体（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治”的依据（法律体系）、“治”的领域（人权保障、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权力监督）等方面的内容，其核心还是可以归结为“治”。
事实上，除了“白皮书”这种权威文件的梳理，在30年的法治实践中，还可以看到两条明显的法治线索：第一条线索是针对社会的法治，具体体现为调解、送法下乡等之类的举措，其预期目标则主要在于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实现社会控制。法治实践领域内的很多创新，如对调解结案率的追求、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褒扬、对“大调解”和“能动司法”的强调其实都蕴含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实现“社会之治”。第二条线索是针对政治的法治，主要体现为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焦点是持续不断的反腐败。这个方面法治实践的预期目标就是约束权力、监督权力，以实现“政治之治”。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进行的制度创新也层出不穷，如行政诉讼、行政公开、各种各样的问责制等。以化解矛盾为核心的法治实践，目的在于实现“社会之治”；以权力监督为核心的法治实践，目的在于实践“政治之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大致可以显现出30年来中国法治实践所蕴含的核心目标：安顿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实现“天下大治”——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