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指示规定，指示司法工作人员在多种结论中如何选择一种作为处理案件的结论。如果没有该规定，根据法律理论也可解决这类案件，但会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结论，为了统一适用法律，法律便在基本规定之后，针对特殊情况作出指示性规定。例如，上面提到的刑法第238条第2款“……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如果没有该款规定，根据刑法理论，对这种情况应按牵连处理，但是，由于具体案件不同以及法官的见解不同，可能对此类案件择一重罪论，或者实行数罪并罚，为了统一法律适用，法律作出了“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的指示规定。刑法第248条（虐待被监管人罪）第2款的规定：“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有观点认为它属于提示规定{6}，但是，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首先，从体系上考查，该条与刑法第247条（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均处在同一章，第247条第2款也有“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处罚”的相同规定，“如果法律在不同的地方采用相同的概念与规定，则应认为这些概念与规定实际上是一致的” {7}。若将第248条第2款解释为提示规定，则第247条第2款也应解释为提示规定，但作者却认为前者是提示规定，后者是法定拟制。其次，即使将第247条第2款解释为提示规定，也不妥当，就刑讯逼供而言，司法工作人员通过刑讯方式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若行为没有导致轻伤以上结果，只定刑讯逼供罪；若导致轻伤以上结果或者死亡，则构成刑讯逼供罪和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结合整个案件，要是行为具有连续性，数罪按想象竞合犯论，要是行为不具有连贯性，即在刑讯逼供罪业已成立的情况下，又实施危害人身权的行为致人伤亡的，构成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即罪的自然生成而非法定拟制，数罪按牵连犯择一重罪论或者数罪并罚。所以，对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情形，即使法律不规定如何处理，按照刑法相关理论也可以做出合理解决，法律针对该情况做出“按照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的指示规定，不外乎为了统一法律适用[5]。同理，第248条第2款的规定也应解释为指示规定，而不是提示规定。分则中应解释为指示规定的有：第157条第2款（妨碍公务罪与走私罪的并罚），第171条第3款（伪造货币罪），第196条第3款（盗窃罪），第208条第2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第238条第2款（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第241条第5款（拐卖妇女、儿童罪），第253条第2款（盗窃罪），第292条第2款（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第333条第2款（故意伤害罪），第399条第4款（依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