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国犯罪学的研究在视域上具有应对性，在话语上蕴含刑法倾向性，在运用犯罪理论上具有移植性，在分析问题上出现模化性的状态。我国犯罪学研究所具有的这样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我国犯罪学的“繁荣发展”，但是不可否认，到目前，它已经较为严重地阻滞了我国犯罪学研究向纵深层次挺进。
【作者简介】
王燕飞，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犯罪学、比较刑法学。
【注释】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方法论方面存在的问题。参见王燕飞著：《和谐社会与我国犯罪学的发展》，载于《犯罪与改造研究》，2006年第1期第33-35页。
在这方面国外有学者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如David P. Farrington Reduing Crime The Effectiveness of Criminal Justice Interventions John Wiley＆Son Ltd，2005. pp. 144-166.
稍有修改参见严励，《再论犯罪学研究的路径选择——以中国犯罪学研究为视角》，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2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5页。
正是这样笔者认为应将犯罪学定性为独立经验型学科，而不应再认为是社会学等这类经验学科的分支。参见王燕飞：《犯罪学学科性质的新思考》，载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1期第99页。
关于犯罪理论与犯罪哲学的区分可参见：Matthew B．Robinson，Ph．D Why Crime?An Intergrated Systems Theory of Antisocial Behavior 2004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pp. 22-23.
这两种解释类型的区别及范例可参见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5-88页。后者参见{美}M．E．斯皮罗，徐俊等译，《文化与人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236页。
可参见白建军，《关系犯罪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牧《新犯罪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张远煌，《犯罪学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等。
关于科学理论的本质可参见{美}乔纳·森特纳，邱泽奇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相似这方面论述可参见{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胡伟译，《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17-120页。
可喜的是，有学者已注意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如有学者对美国犯罪学理论进行了从实证到建构理论多方面的引介，而不是单一的理论介绍。参见曹立群，周愫娴，《犯罪学理论与实证》，北京：群众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