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殖民地美国同时期的英国，存在的公司形式是殖民公司（TradingCompany）为主业的合股公司（Joint Stock Company）。[37]包括着名的东印度公司、俄罗斯公司、地中海公司、哈德逊湾公司等，均有证据表明，它们持续采用了董事会制度。比如1600年，伊丽莎白一世颁发章程，允许216名骑士、市府参事（alderman）、商人组成“政治体和公司（a bodypolitic and corporate）”，名为“Governor and Company of Merchants ofLo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即此后的东印度公司，授权范围包括管理航线，以及与公司相关的其他事务。其中，由总管和24人组成的“委员会”(Committees)，即今天的董事会。章程任命Thomas Smith为首任总管，但委员会成员由公司成员每年选举产生。当然，东印度公司的治理模式也是有先例的，1554年，菲利普和玛丽颁发了“俄罗斯”也称“莫斯科”公司的章程，被视为最早的合股公司。国王任命SebastianCabot为终生总管，4个“坚定、值得信赖、聪慧、谨慎和诚实的”人作为“领事”(consul)，以及24个成员作为助理（assistant）—今天的董事。这些合股的殖民公司被视为今天的世界范围内的公司来源。
早于合股公司的是规制公司（Regulated Company，也译为公共公司），如Eastland Company。规制公司相当于今天的行会，可以继续向下授权组建合股公司，更多是商人群体的集合。规制公司并不实际上从事经营，而是商人之间的协调组织。在规制公司之中也存在董事会，相当于今天行会中的理事会，是制定规则、立法（管理成员）和纠纷解决（处理成员间的纠纷）的，“规制公司董事会的作用并不是对经营业务负有全部责任，而是为了维持垄断而施加给个体商人以规则”。但是，因为合股公司是规制公司向下的授权和复制，故而董事会治理方式也随之延伸。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可能是今天的公司制度中从“公”到“私”发展，继承了某些政治组织特点的原因之一。
最早的两家规制公司是斯台伯商人公司（The Company of theMerchants of the Staple）和商人冒险家公司（The Company of MerchantAdventures)，前者负责英国羊毛原料的对外出口，大概在1313-1363年间采取了董事会治理方式，后者负责英国成衣和其他商品的出口，在1505年亨利八世时成立，也设立了董事会。它们从国王获得授权，垄断各自领域的对外贸易。商人（即成员）选举产生总管，而董事会的主要职责是解决内部纠纷，对外支持商人的贸易行为。英国公司的起点到此为止，但欧洲大陆同时期的其他公司，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汉萨同盟（Hanse），都有董事会类似的治理方式。
Gevurtz教授的考察揭示出一个基本原理，即董事会的存在、选举和代议、按人投票、集会行事等制度原则，几乎从有公司开始就“坚硬”地存在，其间可能有所损益，但并无根本变化。尽管董事会的职能，在治理结构中的位置，随着所在组织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也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但基本原则始终是沉淀在其中的。就公司从规制公司向合股公司，从公共公司向商事公司，从特许设立向准则设立的进化来看，董事会治理方式及其制度原则的顽强存在显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组织概念的自我复制。[38]
不过，公司作为一个创造物而非自然产生的制度，其对代议制民主的引入和使用，在思想上一定有其他来源。“代议式的Board和一个首席行政官一起工作（早期公司章程中采用的典型术语是‘主管’），是中世纪晚期西欧政治实践和理念的反映”。[39]规制公司出现之前，在英国地方政治中广泛采用的“集会”（assemblies）或“议会”( parliaments )，城镇理事会，行业理事会以及教会中，已经存在类似的机制。Gevurtz教授对此也进行了“考古挖掘”，集体决策的Board，政治中来源于“顾问团”。比如中世纪的大多数国王，都拥有一个顾问团，采用委员会机制。地方贵族（barons）和国王之间的斗争，要求统治者获得更大范围的正当性，推动了更广泛的教士和地方贵族的代表、集会机制的产生。例如，1295年，爱德华一世颁布了Model Parliaments的谕令，要求地方长官推动选举组成议会，每个县（county）两名骑士，每个城市（city）两名市民，每个市镇（borough）两名村民作为代表，最终骑士和城镇代表组成议院（chamber)，和贵族分开议事，此后逐渐成为下院（the House ofCommons)，区别于贵族组成的上院（the House of Lords)。这是今天议会的来源。西班牙国王也在差不多同时设立了议会，称为Cortes，德国和法国也在地方和中央政治层面逐渐出现了代议制。
地方的城镇或乡村理事会是董事会的另一个来源，英国有据可考的城镇理事会是1200年的Ipswick，英王约翰以章程方式授权给Ipswick，允许其选举产生两个执政官（bailiff）和四个司法官（coroner） ,6月29日，该镇举行了集会并进行了选举。有证据表明，在12世纪之后，英国有些自治城镇组成理事会，由12个或24个成员组成是一个普遍做法。而公司的监督者（auditor）则被认为是来源于行会。[40]
除了政治层面的来源之外，中世纪的这些制度，文化上受制于基督教也是毋庸置疑的。合议、代表和投票选举制度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和特定的制度、文化、对人的假定等联系在一起的。在1200年之前，可以考据的，由代表以平等协商和投票的方式进行决策，尤其是选举最高领导的制度，是11世纪中期的红衣主教团（the College of Cardinals）尽管代议制可以追溯到325年的尼西亚会议（Nicaea），即第一个教会理事会（Ecumenical Council），由来自5个教派（君士坦丁堡、罗马、亚历山大、安提俄克和耶路撒冷）的代表组成。1059年，教皇尼古拉二世颁发谕令，授权教会内部的红衣主教团选举教皇，以改变在此之前国王指定教皇的规则，导致随着政治斗争同时出现三个教皇的局面。在理论上，公司（corporation）本身来自于拉丁中的“体”(corpus) ,遵循“影响全体之事必经由全体同意”(quod omnes tangit ab omnibus approbetur）的原则。教皇英诺森四世（the Innocent IV）最早提出拟制论，强调教堂作为一个体是法律的拟制，其主张背后隐含的是权力应当掌握在首领（head）手中。这是为了反对红衣主教、教会法学者Henricus de Segusio对传统教条的恪守，后者主张权力应当由首领和成员共同行使。
董事会治理方式作为一种代议制（representative）民主方式，选举代表、合议、负责产生最高管理者，与希腊的直接民主（civic）以及罗马的元老院治理方式是不同的。总结一下Gevurtz教授的观点，在前公司时代，有两个源头是非常关键的：第一，在一个独立的非国家组织中，按照章程，采用这种治理的方式，很显然是受到基督教传统的直接影响，其目的在于保证组织的自治和独立的；第二，公司负有殖民、商业垄断管理等政治或社会职能，并受到中世纪的议会、合议、代议等政治传统的影响，采取了政治组织的原则。这种进化源头符合了公司作为私的政治实体的特点，从规制公司，到合股公司，再到现代私人公司，董事会的治理方式，尤其是三个原则，在底层顽强地生存。
Gevurtz教授的考古挖掘的启示是：(1)公司董事会的治理方式从来源上说，更多是促进组织独立，制约管理霸权，体现全体成员意志的；(2)理解公司应当和对历史的考察相结合，许多原则的边界是和政治理论甚至宗教联系在一起的；（3）许多理论并不是如同表面表述那样，特许理论和拟制理论背后存在政治斗争，经济理论并不能解释历史和许多沉淀的制度来源;(4)董事会的原则和角色、职能是不同的，在历史上董事会承担的职责更多是保持对法律的遵守，而不是追求效率；更多是为了制定规则（立法）、进行内部仲裁（司法）或提出建议而不是决策和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