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先是采用易知由单和截票法，征收前先将列有税率、应纳钱粮数及现交钱粮数等栏的易知由单发给花户（民户），花户按限完纳后，发给截票，官府在钱粮入库时还要填入印簿，岁末缴司报部。同时，各官府还要造粮册及奏销清册，以防偷漏贪污。其后在执行过程中又发现“截票”仍有漏洞，一些奸吏往往“借称磨对”将纳户的“截票”扣留不给，因而遂有已完作未完、多征作少征者。对此清朝又改为三联单法和滚单法。三联单分为票根、纳户执照、比限查截三联，各记载钱粮应征实数。票根给予催征差役，纳户执照给与税户，比限查截存于官，民户依次纳税。如三联单不载应征税额或不将单给予民户，准由民告官论罪。滚单法则以每里五户至十户为一单位，只用一单，上注明纳税人姓名及应纳税额及各限应完纳数，依户滚催。
7.税粮运送
征收货币的情况比较简单。粮食等实物的运送方式有二：一是漕运。在汉唐以至明清，江南漕运都是国家承担，为此靡费甚多。后来遂在税收正额之外以加耗的名义弥补这一部分费用。清代称为“漕项”，随漕粮征收，有轻赍、席木、正耗加耗、船耗、官军行粮月粮，以及贴赠杂费等项目。由于这种附加征收，各地没有统一标准，征收解送手续苛烦，各地均要求将漕粮、漕项改折银两缴纳。因此到嘉庆年间，除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外，原交漕粮各省改以银折纳，称为“漕折”，所收漕项附加，也随同折银交纳。
二是就近运输。比如明代陕西大同属于军事前线。附近省份的税粮即令直接送交此处，不用送纳京师。需要说明的是，在一条鞭法之前，实物税收的运送主要由民间基层组织（明代为各地粮长）负责，改革之后，由官府负责运送。
三、结论
关于财政问题，宋代以后的“强干弱枝”、“过路财神”法制固然有利于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但也束缚了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4]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释》卷12中批评说，“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清代同治时，曾国藩奉命到山西一带剿灭捻军，自称“银钱分文皆须入奏，难以放手办事。”[5]
关于赋税问题，几乎历代都被批评为“苛政猛于虎”。究其实际，统治者横征暴敛确为重要原因，但却不是唯一原因。从当时的经济结构来说，绝大部分民众都靠农业谋生，而农业天性属于弱质产业，经济效益本就有限，而且极易受到天灾的影响。同时，人口繁多，每户耕地面积有限，辛苦劳作一年顶多不过温饱而已。此外，政府实施以农为本政策，打压私营工商业，农民无其他谋生之道。在这样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即使赋税再低，对一般民众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所以中国古代政府和士人只有一再在轻赋薄敛、加强吏治上做文章。但当国家遭遇重大危机、迫切需要增加开支之时，仍只有从农民身上找出路（如明末的辽饷）。其结局当然只有崩溃。这一历史怪圈几乎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6]
